2015年06月04日11:17 來源：未知 作者：楊斌華 點擊: 次
上海民間詩歌創作的現狀作為當下上海文學的一種鏡像毫無疑問是值得關注的。在現今的情況下，上海的民間詩歌團體一般都采用詩人結社、印制紙刊、出版合集、運作詩歌活動等方式的常規模式，產生了許多具有一定的獨立個性的品牌詩社。我在策劃主持《上海文學》“當代民間詩歌版圖”欄目時曾極力推介過部分上海城市詩社的作品及其詩藝主張。它們的主要特征是，參與者的非體制化和平民化,組織結構的松散性，區域性和基層文化的特色更為明顯，不同年齡成員的合理分布即梯隊結構的齊整，顯示了后續發展的潛在活力。
改革開放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上海詩壇除了原有的各路傳統人馬主要指已具創作成就的各輩詩人重新活躍、呈展個性以外，還陸續涌入了一批來自全國各地、正值創作力蓬勃之年的詩人,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新興群體，多元化多側面地改變著上海的詩歌生態和力量結構的平衡對比。我最近在主編《新海派詩選》時粗略討論了這一新上海人詩歌創作現象，并希冀以此為海派詩歌的創作研究拓展疆域，豎立標桿，給熱力喧嘩、斑斕多彩的上海民間詩壇的風云流轉留存一份詩意的寫真，為這批富有創造活力與藝術潛質的詩人以及海派文學的未來生長性舉綱張目，搖旗吶喊。與此同時,上海張揚各種風格與主張的民間詩社在這三十年間的興盛變徙也是值得詩史濃墨書寫的重要現象,這其中,《海上詩報》、《新城市》詩刊、《外灘》詩報、《海上風》詩社及詩報，城市詩人社，白領詩社等等是多年以來能夠長久堅持并產生了一定影響力的詩歌團體。但它們大多不可能完全憑借自己民間或個體的力量開展活動，需要得到地區層級文化管理部門的財力支持，因而就得在持守自身的寫作立場以外，著意打造主旋律樣式的詩歌作品,為團體的生存發展謀求空間，在自覺與不自覺中踐行著建構城市文化的社會責任。我覺得，這些無疑都表征著他們對當下詩歌創作所應具有的社會責任的擔當意識，顯示了一種積極的現實關切與文學常態。
我認為所謂上海的民間詩歌有幾個特征或者現象是值得關注的，更確切地說還只是幾重觀照的視角。首先是它所呈現的一種“半體制性”，或者稱為一種“半體制寫作”，我覺得這在詩歌的功能性和藝術的獨立性層面自有其值得考察的地方。當然，所有寫作都是孤立的自由的，所有寫作的行為都是偶然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文學的概括和命名也必不可少，文學的優劣高下更在所難免。以林林總總上海民間詩社的創作作為樣本的話，它確實能夠較為充分地體現出詩歌現狀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成為當下詩歌狀況的一個基本特征。我們姑且用多元和混搭兩個語詞，來作為對當下時代文化的一種描述，對詩歌現實和歷史本身豐富性的某種隱喻。這中間既有意識形態的區分，也有詩藝觀念、方式的差異，還包括對文學寫作歷久彌堅的熱忱與定力。我一直贊同這樣的說法，在當下豐富龐雜的詩歌格局下，在一個整體性瓦解的時代，二元對立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官方刊物與民間刊物、主流詩壇與先鋒詩壇、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等等……所有原本的文化對立都被一種更多顯示出交雜和糾纏、更平面和多元的姿態所代替，所媾和。這是90年代以來詩歌文化的一個最顯著特點，也是文學循環往復的一種現實常態。我把它稱作“半體制寫作”，雖然在理論層面上有待于進一步厘清其內涵，但也正是想以此來體現當下民間詩歌的一種強烈的中和守正的色彩和深水靜流、沉潛從容的特色。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間詩歌中日益凸現的文化地理元素，或者說是寫作的地方性因素。如今集群性的民間詩歌寫作確實很明顯地表現出與此相關的地理文化屬性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之間的差異，與各個地域的精神文化的溯源，與當地詩歌環境與傳統氛圍的現實關聯性。拿上海來說，一般都會被外界認為比較更多具有現代性、后現代性的實驗因素，更開闊的藝術視野，更復雜的社會歷史容量。但究竟上海無論體制性的還是民間性的詩歌的藝術水準能否真正與之相當，依然是值得疑惑并仔細考量的問題。上海民間團體的詩歌寫作無疑應該盡力提升自己的藝術追求和文學格調，在努力呈展自身的獨立個性同時不斷張揚自己鮮明可辨的詩藝主張，而不能因團隊的壁壘反而變得面目模糊，一團和氣，和氣未必生才。另外，我覺得，在作品中還要避免一過性的政治文化因素的滲透，強力凸現因地域文化而熔煉的語言層面的異質性元素，這樣才可能做到別開生面，獨標一格。營造文學寫作的文化地理元素和地方性特質，肯定不應該是一種簡單的語詞堆砌和方言雜燴，一種因文學才情的寡薄與文化底蘊的蒼白而導致的紊亂、羸弱的語象，尤其是語句表達上的淺短、零散和思維的困頓。
再者，值得關注的是，是新世紀以來詩歌寫作當下性、時代性和公共性的強烈呈現。就當下詩壇而言，不管是民間還是體制內的情況,我一直以為，雖然創作非常活躍，現象異彩紛呈，但真正推進詩歌整體實力提升和拓展的創造性因素和機制化能力事實上卻逐步在消減和下降。這里說的創造性因素的消減主要是指語言技藝上的平滑和雷同，機制化能力的下降主要是指詩藝空間的騰挪和拓展的可能性的局囿。當然，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的一個事實是，近年來的創作對現實生活的直接感受性確實得以進一步加強，體現在詩歌作品里的生活經驗也更加純粹、通透、濃烈。較之于以往年代過度的精英化意識和純技藝的“詩意”寫作，出現了較大變化的情狀有以下三點：詩人身份的改變即平民化和非專業化、創作意識的轉變即非功利性和文學表達的主動性與內在性，以及詩人群體相互交叉疊合的多元化。這些年，“讓詩歌重新關注時代，讓詩人重新成為時代的心靈”在特定的界域內逐步呈現為一種強烈的聲音。這突出地表現為，在許多詩歌作品中，其時代性和公共性獲得了進一步的凸現，在對現實生存的強烈介入和突進中，詩人們改變姿態，以一種向下的視角從而獲得了更加真切的生活經驗，直接面向今天的時代處境。由此而言，應該也能夠讓人們從中品味出某種文學風云的悄然轉換和詩意的瞬息變幻。
最后，我以為可以切入的一個視角是，在當下的詩歌創作中，詩人身份的改變、創作意識的轉變和詩人群體多元化的現象，還喻示著另外一種變化。那就是很多詩人不再是為專業化的詩藝風格的創新而寫作，而純粹出乎于生活感受和現實經驗，直面當下的文化境遇。就像有位詩人所說的，除了為鄉村留下最后一首挽歌之外，也應該全力以赴地去呈現歷史所帶來的新生活。這種新生活的主要征象就是如今很多詩歌創作所凸現的現代化進程中現實的矛盾沖突與人們內心的精神復雜性。同樣，我一直強調，我們對今天的鄉土文明的現實也需要予以重新認識和理解，并不斷尋求對傳統“詩意”觀念的破解和延展，打造一種“去詩意化”的綜合的傳達能力。這表現在現今的許多詩歌作品中，一方面是城市觀念、視角和因素的契入，一方面是傳統鄉土敘事的浪漫化和詩意化想像的逐步退隱，即所謂故土、故鄉、家鄉、家園概念及其情感意義的普泛化。
我一直以為，改革開放以來，高速運轉的現代化進程使得中國社會的現實面貌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先的鄉土經驗早已令人質疑，所謂傳統的鄉土記憶、鄉土敘事已經不再能夠對應于復雜多變的生活世界本身。當今的文學也已越來越表現出對傳統鄉土敘事及其經驗方式的顛覆與消解，產生了許多難以規約、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樣態、新的審美因素與精神體驗。傳統鄉土敘事方式已經無力應對當下中國的現實境況。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作家詩人的創作視角與價值尺度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還是停留在原來的認識角度、敘述模式，停留于既有的文學話語背景上，局限于陳舊閉塞的思想文化資源，缺少對于復雜現實境遇的提問能力和反思能力，那就不可能產生新的創作突破。本土文化經驗的消解及其承續的斷裂確實是一個令人關切思省的問題。他們對現實“鄉土”的重新關注及其表達方式，無疑構成了其本土書寫一個值得重視的側面。這一話題留待以后再予以具體探析。這里，我只能對于他們孜孜不倦地堅持本土經驗與家園記憶的熱忱書寫表達一種敬重之意。這些作品當然也是這個時代鄉土現實與城市文明錯動而間離的真實境遇的某種寫照與見證。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如何在表現被遮蔽的現實世界的多面性，袒露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的內心痛感的同時，更深入地觸及和把握進入城市化過程中的復雜性，以有意味的形式表現一種獨到的富有質感的中國經驗，是當下詩人都面臨的一個寫作難題。
詩歌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藝術形式，在現今喧囂浮躁的年代，仍然能夠教人給予不懈的關注，仍然擁有這么多堅韌頑強的書寫者，這本身已足夠讓我們感懷與驚喜。而且，我們不能只看重詩歌本身，更應該關注詩歌的創造者，即詩人本身。沒有詩人高蹈翩遷（加足字旁）的城市與鄉村，是令人寂寞的，更會讓人們的情感變得荒蕪，心靈變得干涸。我愿意相信，上海民間詩歌創作的不斷成熟和生長會在上海民間詩歌的地理版圖上不斷留下自己深刻可辨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