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上海青創會進行“小說：名物與世情”專場研討

2015年06月23日09:14 來源：上海作家 作者：云文學網 點擊: 次

6月19日下午一點半，第四屆上海青創會第五場專場研討會，也是最后一場專場研討會“小說：名物與世情”在上海作協大廳舉行。路內、姚鄂梅、周嘉寧、張怡微、錢佳楠等青年作家，湯惟杰、張屏瑾、來穎燕、崔欣、王輝城等青年評論家，與著名評論家吳亮共同探討“名物與世情”，青年評論家金理主持這場研討會。

主持人金理首先提到本場的主題“名物與世情”與上海這座城市有一定的關系，上海曾經誕生過特別宏大的想象，但同時也有許多細碎的敘事，這些話題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滕肖瀾因病不能到場，她提交的發言稿由主持人金理代為宣讀。她覺得能夠在上海寫作是一件幸事，可以挖掘的地方太多，她同時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寫作上海普通百姓生活，往往被說成寫作“上海小市民”，這個“小”字從何而來？這里面除了非上海人對上海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或是誤會，她覺得作為青年作者更應該考慮的是，“當我們書寫上海生活、刻劃上海百姓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跳出那個別人或是自己為自己所設的框，去尋找更寬泛、更真實、更有意味的上海元素”。上海的普通百姓生活絕不是“小”所能概括容納的。

張怡微認為世情小說無疑面對的就是格調，小說作為一個大眾傳播，一旦進入到市場化的運作當中，就不可避免會面臨受眾的接納問題，許多原來文學上的一些東西就自然而然被降格了。雖然降格，但它與通俗話語其實還是有區隔的，她認為作者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在市民生活當中尋找到一些普世價值，或者有傳承的人的情感，然后對此做一個敘事。

周嘉寧說自己羨慕張怡微、錢佳楠的小說中有非常重的上海印記，上海對她們有比較明顯的映射和回饋。而她是沒有辦法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營養的人，上海這個大城市的種種在她身上有一個缺失的感覺。她小說中所討論的精神困境跟上海這個城市的發展，或者跟整個中國的發展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復雜因素沒有辦法從日常生活當中獲得解答。

路內認為上海的作家在寫作名物的方面會有一定的優勢，因為物質相對豐富，不僅僅指種類的豐富，而且名物之間的關系很豐富、復雜。他在寫《花街往事》的時候，寫作這樣的細節名物，也一下子會茫然：到底是寫世間的感情，還是奔著名物去的。他說自己以后可能真的會用所有的名物來作為章節，來寫一個長篇小說，希望能看看會呈現出什么樣的一些東西。

姚鄂梅坦言自己有很大的壓力，她覺得自己對上海很陌生，以前還覺得有一定了解，但是來了三年后發現一點不了解，只有每天送小孩的路是熟悉的，在這種情況下突然感覺自己沒有可寫的東西。不是說能寫的故事少了或者感觸少了，而是任何的寫作背后都有一個內在的立場，作者會用自己內在的立場選擇感興趣的地方，所以越往后走覺得自己能寫的范圍越來越窄。

錢佳楠表示一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變成一個寫世情的人。她也曾經寫過宏觀敘事，寫一些虛構的空間，后來她發現宏觀化具有欺騙性，在寫虛構空間的過程中呈現的方式具有強烈的主觀性，有時候脫離生活實際，甚至放在生活當中有很多東西是無法推斷的。反而碎片是真實的，碎片中的小市民生活中每個人思考方式都有各自帶有的成長特點。如果碎片用的好，就會有真實生活的意圖氣息在里面，反而更加可以看到這個時代，進入人的內心。

王輝城說自己對世情的主要認知是“吃”，在吃上面生長出一些感情，人際之間的感情。吃飯是最日常的，同時也是最具有傳奇性的。一張小小的桌子，濃縮一個微型的社會，誰坐在主席上，誰負責插科打諢，都是需要權力來維持的。張怡微就很敏銳發現了吃的關系，她的小說《細民盛宴》就是以宴會為切入點，講述了一個家族的悲歡離合，日常生活中驚心動魄的傳奇。

張怡微回應了為什么寫這些“吃”，她覺得婚禮跟葬禮是我們現在保留下來不多的儀式化的東西，婚禮跟葬禮也是家族人最容易到齊的，不管這些人感情好不好都是要到齊的，在飯桌上互相了解。此外禮物的贈送也是最能反映人情的，感情跟錢的折抵方式就是市民的邏輯，市民的直覺。

崔欣認為在座的80后女作家中，周嘉寧比較冷，錢佳楠比較暖，而張怡微介于冷暖之間。也許80后作家有一個共性，對上一代人不是很有同情心。但是好的作家應該是對各種人都應該懷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包括當天主題里講到世情，世情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周嘉寧以為崔欣講到了自己的“死穴”， 她覺得這一代作者開始寫作年紀都比較早，閱讀也很多，對于寫作都有自己的理解，對于技術方面也都有自己的進步，但現在的問題變成了一個不是寫作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實在是有太多的問題需要去思考，如果只是寫不去思考的話，并沒有幫助。

來穎燕說讀完一本作品，她覺得會特別打動人的反而是細節而不是更宏大的主題或者情節等，其實很多時候作者越是對具體生活的體驗跟把握，越能夠更深的接觸到或者說貼近生活。錢佳楠的小說中描寫到很多生活的細節，她將故事化解在了景物之中，而不是把它作為一種標簽。張怡微小說的著力點在于她小說中的面貌，或者內心的情感感受有一種非常逼真的比擬，能夠看透世事，洞察人情。周嘉寧的小說以寫人物的內心世界為主，好像要敞開自己，或者是呈現自己，但是同時又給人一種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覺，在這種既近淺遠的悖論中，她的小說會給人一種層次豐富的感受。

湯惟杰認為上海的“物”在豐富的同時又是非常抽象，因為這些“物”全都顯得來歷不明，不像在農村，西瓜、水稻是自己一點一點種起來的，在上海這些東西突然之間到了人的面前，在這個意義上“物”就非常抽象。而城市恰恰是建立在抽象之上，面對這樣一種抽象關系的寫作，或者面對抽象關系的寫作直接返還到自己的內心，就會有另外一種寫作。比如周嘉寧的寫作，在她的寫作里面看不到任何寫作的標記。這樣一種寫作，也恰恰是一種非常有城市特點的寫作，這種空無，這種抽象只可能在大城市里面有，或者說更能產生出這樣一種寫作，盡管在量上不一定是多的。

張屏瑾提到“物”的問題，認為有很多作家首先是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的是物化的、符號化的意像帶給他們的刺激，所以他們會糾結于、糾纏于這些所謂物化的想象、符號，或者說意像。這些其實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有了，就是要批評、反對、反抗這些新的物質文明的刺激，所以出現了一大批的左翼文學。但是這種結構有一個問題，就是缺乏日常生活，缺乏真正的個人的精神生活。此次閱讀到青年作家們的這些小說，給她很大的驚喜，這些小說在某種意義上突破原來那個在城市寫作中，非此即彼的結構性的問題，而把比較真實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的追求呈現出來了。

吳亮認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價值，作家觀察景觀的不同位置，創作中的不同距離決定了不同的價值判斷。他還批判了一種寫作傾向：上海曾經有一些年輕的女作家懷著一種欣賞、向往寫物質生活，這樣只能寫出來一種品質那就是窮酸，向往是因為沒有，炫耀也不是一個好點子。只有兩種品質能夠寫出好的物質生活，一種是憤怒，還有一種是遺憾。敏銳的觀察，一定要和憤怒，和遺憾相聯，而不是向往更不是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