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7月29日13:04 來源：辛雯 作者：研究室 點擊: 次
文藝報：錢先生，您教書育人一輩子，長期從事文學研究和教學，不知道有什么樣的經驗和體會？
錢谷融：說到文學，我最大的興趣是欣賞。我喜歡讀書，喜歡自由自在地、漫無目的地讀書。像《論語》《莊子》《世說新語》《陶淵明集》《紅樓夢》《三國演義》《魯迅全集》等，都是我愛讀的。因為長期在大學校園生活，對外界情況的了解主要靠讀書。書是人類經驗最好的保存方式，讀書明理，讀書要善于設身處地，反求諸己，于心有得，再推己及人，反復思考，以此知人論世。這樣讀書，一方面自己感到有所增益；另一方面，開闊視野，內心世界得到陶冶，是一件讓人十分愉快的事。
文藝報：除了讀書，您還有其他什么好的辦法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文學？
錢谷融：對我來說，看書之外，就是教書和研究了。這都是大學教師分內要做的事，但我希望在精神上有所超越，不要停留在“稻粱謀”的層次。教書不是照本宣科，一本正經地一路講下來，而是要與學生交流，教學相長，相得益彰。我從自己的學生身上，是學到不少東西的。如1950年代對我的《論“文學是人學”》的校內討論中，盡管壓力很大，批評意見很多，但還是有學生頂著壓力，支持我的觀點。這不僅給我以安慰，也讓我感受到思想的影響力。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做老師的苦口婆心講了那么多，學生真會無動于衷？我自己大學時期，就是跟著老師學，受到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慢慢走上了文學研究道路。教學要讓人如沐春風，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前人總結的經驗是有道理的。除了教書，還要研究學問，也就是寫論文。這方面我一直比較懶惰，我愿意多看，而害怕寫作，偶然動筆，也大都是受到外界的催逼。一旦動筆寫作，我是力求在文章中講自己的話，決不作違心之論。古人云“修辭立其誠”，為文而不本于誠，其他就無足論了。當然，文章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別的，我向往那種逞心而立、無所顧忌、從心底里流出的肺腑之言，但輪到自己動筆寫作時，常常有一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覺。
文藝報：讀書、教書與寫作，似乎很多學者和作家的生活都是如此，但彼此之間的心態和境界差異很大。您對這一問題怎么看？
錢谷融：我覺得一個人的心態很重要，老是想著向社會發布自己的新見解，老是擔心別人將你遺忘，不把你當回事，內心就會焦慮不斷。在這種焦躁心態驅使下看書、寫作和發表談話，說話的腔調和論說的尺度難免會有些變形。經別人一反駁，破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進退失據，方寸大亂。所以，不要做那種勉為其難的事，自己是什么樣的人，要有自知之明，自己是怎么想的，就老老實實將這些想法寫出來，如覺得自己吃不準，就不要裝腔作勢，故作解人。很多人一輩子都在盲目追趕時代的潮流，要擺脫這種人生的慣性，的確很難。一些人吃虧就吃虧在一輩子處于趕潮流狀態，但沒有一次追趕上的，更不用說站得住。我想我這輩子很多時間是與時代潮流擦肩而過的，不是說我有什么先見之明，而是很長時間我被打入另冊，做了38年講師，環境逼迫著我接受這樣的生活狀態。最初遭排斥，錯過了寶貴的機會，會有一點懊惱，甚至內心痛苦。但每次都錯過，就像趕車一樣，你知道反正趕不上，那就不趕了，慢慢走，慢慢看，看多了，自己也會有一點人生感悟，尤其是與周圍那些永遠唱高調的人物論調相對照，我慢慢明白了一點道理。世界很大，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一件事，沒有做不成的。很多人生的道理，都是慢慢體會出來的，積少成多，時間久了，會有一個質的變化。
文藝報：讀書做事，講究自然而然，萬萬不可急功近利。但讀書還是有得法與不得法之分。
錢谷融：是的，讀書要靜得下來，要有閑心。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讀書天地，不能整天塞得滿滿的。如果都是別人要你讀，今天讀這書，明天讀那書，很長時間都在忙于應付外界的事務，而沒有自己的內心要求，那樣的讀書，樂趣大概不會很多，或者變成了讀死書和死讀書。記得小時候讀書，讀《三國演義》，剛拿上手就有點放不下，真可以說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真正好的文學作品，都有一種強大的感染力量，能夠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產生出好惡愛憎的感情。這種感情，直通你的心靈，深入你的骨髓，將熔鑄到你的整個品性和人格中去，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今后的處世行事中都會發生作用。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富有詩意和情致，讓人感到美，讓人感受到強大的理想憧憬和抑制不住的向往力量。這是藝術的魅力所在。所以，我讀托爾斯泰、狄更斯、巴爾扎克，與讀20世紀的作家作品，感受是有點不一樣。有人說，20世紀西方作家的作品，是思想力量蓋過了情感力量。但我以為，詩意與思想力量，在文學作品中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不會因為思想性太強，而詩意反倒減弱了。如果真是思想性壓倒了詩性，那就說明這種思想不是詩性的，也不是文學藝術的思想感情。在一個真正的作家藝術家身上，思想的力量與情感的力量是凝為一體、相互支撐的。
文藝報：您是不是對20世紀以前的作家作品特別喜歡，而對之后的作家作品有所保留？
錢谷融：這或許與我接受到的教育以及個人喜好有關吧。我喜歡有詩意和情致的作品，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像陶淵明的作品和《世說新語》，語言平實簡潔，但情深意切，耐人尋味。外國作家作品，像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確是充滿詩意，令人難忘。這些作品的魅力，首先來自作家本人，他們自己有真情實感要表達，不是為文而造情，矯揉造作。他們為周圍的生活所觸動，真情流露。陶淵明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少年情懷與人生坎坷的對照，以及后來的“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解脫，真正是展現出陶淵明的真性情。所以，真情實感，不是單單拘泥于一點個人的恩恩怨怨、情感得失，而是由己及人，推展開去，有一種豪邁超越的胸懷和不為物累的遠見。還有就是《世說新語》中對士人精神面貌的描寫，寥寥數語，神韻畢現，可以說是字字珠璣，篇篇精彩。
文藝報：那么，您對20世紀中國的作家作品有些什么看法呢？
錢谷融：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評價是不高的。好作家不多，堪與世界文學史上一流作家作品相媲美的東西，更是鳳毛麟角。魯迅大概是個例外，我愛讀魯迅的文章，沉郁頓挫，不拘形式，有真情實感，有自己的發現，有傳承，有創新，的確了不起。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說自己的小說被人認為有著“表現的深切與格式的特別”。這句話很恰當地凸現出魯迅小說的價值。他與當時的新文學家創作理念上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其他很多人是在嘗試，做文學實驗，而他不是。讀他的《〈吶喊〉自序》，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個使命感非常強的人，他要吶喊，要搗毀“鐵屋子”。這與那些專注于文學改良，熱衷于文學實驗的創作，心態上和價值取向上是不同的。文學不能太過于工具理性，文學是藝術，是與人的感情生活相牽連，是與美聯系在一起的。我覺得20世紀中國文學好像還處在一種文學實驗的摸索階段，始終沒有找到屬于自己的表現對象和表現格式，很多方面還不夠成熟。這一點與中國傳統文學比較，顯得非常突出。中國傳統文學，有變化，有貫通，一步一步下來，紋絲不亂。而20世紀似乎有點“慌亂”了，一會兒全盤西化；一會兒弘揚民族文化；一會兒文化激進，一會兒文化保守。這都是“慌亂”的體現。有的研究者說，這是因為戰亂和政治動蕩，使得創作者和研究者無法沉下心來潛心創作和研究。我想這還不是主要的。像魏晉時期，社會那樣動蕩，但士人們的表現以及他們創作的作品，堪稱經典，影響至今。為什么同為戰亂和政治沖擊，那時的士人能夠沉著應對，寫出流芳千古的不朽名篇，而20世紀以來的作家，就少有這種作為呢？20世紀中國，遭遇千古之變，情況當然比傳統社會要復雜，但20世紀的科學技術的發明、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發展速度最快的，人類干預自然的能力增強了，作家、研究者在創作上應對世界的能力反倒弱了很多，這會不會與作家、研究者內在價值世界的震蕩與混亂有關系？如文學中人與文學的關系，可能至今還有不同意見。但我始終認為，一個作家和文學研究者，心里如果沒有人，不關心人，不以同情的態度關注社會上人的種種存在狀態，這會影響、甚至削弱他們的創作和研究質量。我今年已經90多歲了，不可能像年輕人那樣閱讀、交往，對今天的新銳作家的創作了解很少，不知道他們在寫作時關注哪些問題。文學創作和研究，各個時代可以有自己的熱點和時代問題，但也有相通和一以貫之的問題，我看人的問題，應該是文學藝術始終不離不棄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