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商報】路內：商業和文學一樣嚴酷

2016年04月30日11:13 來源：山東商報 作者：張曉媛 點擊: 次

已過不惑之年的路內，繼續書寫“工廠”，他的新作《慈悲》 呈現了時代裹挾與業力流轉下個體的尊嚴和慈悲。

一關于新作

“我有我的寫作路徑。我想暫時停在這里，我說了我無法戰勝歷史，但愿意在40歲的時候回應它，并且長久地注視它。”

山東商報：首先恭喜您當選某媒體評選的年度魅力人物，和屠呦呦、賈樟柯、程維、崔健等各個領域的代表人物一同獲獎。有媒體評《慈悲》可媲美余華《活著》。您如何看待這個評價？

路內：余華是我心目中最優秀的當代作家，稱《慈悲》可以媲美他，真心慚愧。另一方面，《活著》已經出版了20年，它確實成為了當代文學的一個穩定參數。我私心還有一個參照的文本，是魯迅的《阿Q正傳》。從歷史來說，20年很短暫，但從作家個體生命來說，20年已經足夠長了。《慈悲》 是我40歲以后寫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想總要交出一個比較好的答卷，或者是問卷。有一次我問李洱，你寫《花腔》的時候多大，他說大概32歲。我說我真心佩服你，32歲啊。我終究還是心智晚熟，逐步走到一個對歷史、文學嚴肅思考的位置。這當然不是否定過去的作品，過去自己也會在小說中討論這些問題，但那個姿態有時候會讓人產生懷疑。用個濫俗的詞來說，我還是追求“進步”的。

山東商報：有人說，“水生、根生、玉生、復生”四個帶生的人，一邊拼命求生一邊安然赴死，正是多數中國人的生存面貌。您怎么看？

路內：“生”這個字在中國人的名字里太普遍了(我父親叫淼生)，我一直覺得，那里面有一種非常簡單的追求：活著，并且能夠紀念。小說里的人物，說起來是工人、工程師，本質上還是像農民。農民的特質大體上我們都了解，他們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礎。當下中國的情況更為擴大化，幾億農民成為了工人。他們是最被動的社會階層。這種努力活著又安然赴死的狀態，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可悲的，一方面也保存了基本的尊嚴。因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大部分中國人不得不用《三字經》這種文本，來作為自己一生的行動準則，稍微高級一點的也就是世俗的佛經或者孔孟老莊。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些革命的元素，但迅速也被世俗化。在沒有辦法的辦法中，他們找到了一個較優的方案。某種程度上，他們是那些看著阿Q去死、也看著夏瑜去死的人們。

山東商報：水生說：“鄧工，我們到底是在做好事，還是在做壞事？”——很多時候，我們如何判斷好壞？對自己有利的就是好的，沒利的就是壞的？是非的標準和底線如今越來越低了？

路內：一百年前，中國人剪辮子、放腳，以此來走入現代，當時想必也有人覺得痛苦，但這種痛苦已經失去價值了，因為歷史確定了它的坐標系。多少次進步都是以退步為代價，都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價值崩潰的基礎上。實際上歐洲也是這樣，它經歷了資本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這可能不是一個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人類現代性的問題，歌德的《浮士德》提出的也是類似的——在建立現代性的努力中，那些代價是否值得。升斗小民，也算是知識分子，稍稍思考一下，連對與錯的問題都來不及回答就走進了“現代性”之中。人的生命只有那么長，一百年的歷史需要四、五代人來構建，這里面不一定是“利”的問題，而是被時代裹挾著必須向前走，或者必須停下來。

山東商報：為什么這部作品還是工廠主題而不是繁華一片的純粹的上海都市生活，后者似乎從題材上關注度方面會更討巧，尤其是市場方面。

路內：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沒怎么考慮過市場，甚至我認為文學界的反響會不大好。因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好像有一種口號要建立“都市文學”的審美體系。這當然很好，但我有我的寫作路徑。我想暫時停在這里，我說了我無法戰勝歷史，但愿意在40歲的時候回應它，并且長久地注視它。也要感謝《收獲》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發表和出版的機會。

二 關于出版

“如此多的‘轉型’次數，實際上是一條直線。它更像跳躍摸高，每一本書寫出來，都能讓我向上多出一厘米的高度，而文學的最高點可能還在天上。”

山東商報：有的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一字不改，在實際出版過程中，有哪些主動的修改，哪些被刪掉的部分或情節是自己特別在意的呢？

路內：這個話題說起來就長了。《慈悲》 這部小說大體上沒有太多的增刪，評論家黃德海先生提出過一些意見，我覺得非常好，讓小說的結構上更豐滿了。出版《云中人》的時候，《收獲》的編輯鐘紅明老師在幾萬字的間隔里看到一個不起眼的硬傷，前后不一致，我冷汗都出來了。我的大部分小說是在北方出版的，有時候遇到北方的編輯也很有趣，他會堅持認為某一個句子是病句，句法不對，我會爭辯說南方的句法就是這樣的。在這個過程中，我體會到了北方語系的強大。我也會盡可能堅持我的句法。有一些更細微的，比如小說里的人物罵臟字，編輯不給罵得那么難聽，那就只能舍棄了，我總得做點讓步。

山東商報：如何對待已經出版的小說？很多作家會說，作品出版后，就和自己沒有關系了。

路內：我很在意的。當然，寫得多了，也不可能一本一本都在意。在意有兩個層面，一是當年寫書總有輕狂不合理的地方，偶爾自己看一遍(不常看)覺得很汗顏，要是現在寫，就會更好些，忍不住想改了它；二是能看出自己在寫作上的調整。我印象中，自己被評價為“變向”、“轉型”至少有三次了。“轉型”是一個商業用詞，用在作家身上我覺得有點羞辱。如此多的“轉型”次數，實際上是一條直線。它更像跳躍摸高，每一本書寫出來，都能讓我向上多出一厘米的高度，而文學的最高點可能還在天上。文學那么嚴酷的標準，我不可能盲目自信，也不可能不在意。

山東商報：作為作者寫作、出版一本書的過程中，會體會到很多難以言說，甚至羞于言說的時刻。在中國一個傳統文學作家靠稿費生活似乎非常艱難，先不說印刷數的不透明，很多人還遇到過稿費不能按時結算的窘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如何自我保護？

路內：我不知道，我對作家的生存方式提不出任何有效的建議。出版界確實有隱瞞印量的情況，這是非常糟糕的，我見過各種作家遭受的羞辱，甚至沒法放到臺面上說。我想我只能和作家們坐下來，抽個煙，喝點酒，安慰一下，然后繼續寫。除此以外，沒有任何辦法。寫出好的作品，找一個好的出版社，有一個好的責任編輯。作家也要自愛，最起碼在中年之前不要企圖過上名人的生活吧。如果是想做暢銷書作家，那就找個厲害一點的經紀人。記得哪位暢銷編劇對嚴肅作家們說過“文學愛的是我”，一點沒錯，很多嚴肅作家都是被文學忘記的人，可能他們此生必須被忘記、被羞辱，然后才會產生可能性。

三 關于影視

“我看有些很夸張地談IP的人，談了兩三年，至今什么也沒干成。商業和文學一樣嚴酷啊。”

山東商報：《少年巴比倫》 目前還在展映，入圍了三個電影節的新人單元也算不錯。“我不想再賣長篇版權是對中國的電影行業存疑，而不是對少巴這部電影失望。”但不能否認的是，影視版權是一筆很大的收入，相對出版書的收入而言。對這些收入能做到完全不在乎嗎？

路內：《少年巴比倫》是在山東拍的，投資人、導演、執行導演都是山東籍。拍電影的時候，我會被他們氣樂，事后想想，這么多投資下去，他不拍一個爛俗喜劇去掙幾億票房，卻拍了一個相對有追求的電影，至今還在國際電影節上徘徊。我也是搞不懂他們。中國電影行業已經娛樂化了，如果小說要對應電影去寫，在十年二十年前還有一點可能，現在就不用提了。一些有才華的導演，比如賈樟柯、萬瑪才旦、徐皓峰，他們也根本不需要原著支撐，自己就能寫。

我對電影提不出更好的建議，大部分導演比作家更需要安慰，拍一本有追求的電影，結果可能是賠本，拍爛片又被人罵。這么矛盾的環境，已經不是思想境界的探索了，電影形式上都會出問題。無法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對作家來說，要么就是閉著眼睛把版權賣出去，我們通常會祝賀，但嚴肅文學賣影視版權的價碼并不像外界認為的那么高，有時也是白菜價。這個主動權不在作家手里，更不能指望電影為小說的文學價值增色，它也許只有一點宣傳上的意義。往后的事情難說，成名作家或許能抵抗這種誘惑，對青年作家來說，選擇更艱難，他們必須為稻粱謀，賣版權尚且還好，有些直接就去寫通俗劇了。對此我無法提出更好的建議，比如要堅持文學理想之類的，沒法說。我只能從世俗角度理解這種選擇，但也僅僅是世俗角度。

山東商報：現在影視和出版圈全員都在談大IP，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路內：這事情對一部分人來說很重要，比如書商、暢銷書作家、網絡作家。不過人各有各的運氣，我看有些很夸張地談IP的人，談了兩三年，至今什么也沒干成。商業和文學一樣嚴酷啊。我也見過大作家大編輯，對于所謂的IP一臉茫然，他們不知道怎么去做，也許去做了也是浪費時間，浪費自尊心。實際上，IP這個概念和大多數作家是沒有關系的，作家可以談論IP就像作家也可以關心房價、股票，但這不是文學范疇內的討論。倒過來再說一次，文學和商業一樣嚴酷。山東商報：作品改編中您最看重的一點是什么？為什么這一點不能妥協？

路內：大體上沒有什么是不能動的，電影是導演的作品，導演應該有自己的追求，拘囿于原作只會使導演喪失想象力。我和導演討論的話，一切都是基于電影，而不是原作。也有一些牽制因素，比如長篇小說的氣比較長，它一定會影響到電影的創作。這里的取舍就要看導演的功底和心理了。如果說有什么必須堅持的，我希望原著路內的這個名字不要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