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武： 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心得 以文化人，以我為主

2016年04月30日19:55 來源：上海作家網 作者：朱振武 點擊: 次

 連日來學習了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今天又聆聽了胡建軍副部長和何建明副主席的指導性報告，受益很深。我是搞外國文學和文學翻譯的，想從下面幾點談談學習習總書記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心得體會。

     一、以德服人，以文化人

     首先，講話的第3頁，總書記說道，以德服人，以文化人，這點非常重要。我們搞文學翻譯的在譯進和譯出中都應加強這個方面。怎樣才能以文化人，以我為主，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以西方的價值觀為譯介的標準？我們在譯出的時候應該以把中國文化經典原汁原味地譯出去為主要宗旨，而不是一味地滿足西人或外人的單一要求，更不是單一地取悅對方。很多中國翻譯家在翻譯時采用了雙重標準，這一點這些年我們可能已經習以為常。那就是，把中國文學文化作品翻譯到國外去時，我們過多地想，怎樣迎合、怎樣附和目標語讀者，也就是怎樣讓外國人讀著舒服。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失去了自己作品的原汁原味。而另一方面，在把外國文學譯進來的時候，我們則過多地強調要忠實原文。好像中國讀者都能接受西方的，或者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各種審美標準，各種價值觀似的。我們過多地強調要忠實源語，而忽略了我們翻譯的真正目的。我們翻譯，不論是譯進還是譯出，都是為我國的文化建設服務的，為提高我們的人民素質服務的，而不是為西人或者為外人服務的。因此，我們在翻譯時，過多地強調了讓外國人聽起來、讀起來舒服，而忽略了我們自己民族文化在外譯時的原汁原味，我們少了文化自覺，少了翻譯上的自覺，甚至有時忘了這種家國情懷。

     這些年來，我們的翻譯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不論是譯介活動、翻譯研究還是翻譯教學，成績都相當顯著。但我們也同時發現這樣的情況，那就是我們一味地外譯中，卻殊少中譯外；一心做國外學者的翻譯研究和教學，卻較少對國內翻譯名家的翻譯實踐做學理上的梳理和詮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視國外特別是西方的文學文化，如何在譯進時要忠實外來文本，如何在譯出時要盡量考慮目標語讀者的接受習慣和思維方式。

     這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文本選擇的不自覺，不接地氣。只要是國外認為好的、獲獎的作品，我們大都依樣引進。其次是翻譯中的雙重標準，也就是說許多譯者在對待英譯漢和漢譯英時實行截然不同的標準：在英譯漢中主張盡量以原作為基礎，認為漢語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漢譯英中，則主張以譯入語為主，用譯入語來表達源語言，從而避免文化沖突。第三是受眾意識的雙重標準。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中國許多譯者過度傾向西方價值觀，過于認同西方文化，認為讓外國觀眾和讀者接受和理解是頭等大事，而將英語文學譯入時則較少考慮中國讀者和觀眾。這點從探討受眾意識的論文的重心和數量上就可看出，討論中國讀者受眾意識往往是一筆帶過，一言以蔽之。此外，對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覺也會直接影響學者對本民族文獻、研究資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難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論和理念。許多學者對西方的各種學說達到頂禮膜拜的地步，其翻譯行為不是主動的文化傳遞，而是成了簡單的傳聲筒，成了“奴譯”或曰“仆從譯”。從這點來說，我們倒可以把趙彥春式的傳統文化翻譯稱為“豪杰譯”，當然與上文所說的隨心所欲的翻譯迥異，是真正的豪杰的翻譯。

       由此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走出去，是要首先考慮優秀的文學作品要優先走出去，但絕不是有些人認為的那樣要改頭換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適履，要委曲求全，要適合西方人的價值觀，等等。中國文化走出去絕不是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絕不是唯西人外人之馬首是瞻。我們首先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覺和創作自覺的優秀的民族文學作品。

      可以說，正是葛浩文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創作自覺的莫言等中國作家，使他們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語世界乃至西方世界。學習了總書記的講話，我得到的又一重要啟示是，從翻譯到創作再到批評都應多幾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覺，都應該有起碼的文化擔當和家國情懷。

     二、取法乎上，學人新己

     第二點學習體會就是習總書記在第10頁提到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原文用的是“取法于上，僅得其中；取法于上，固為其下”這句古語。我總結下來就是取法乎上，學人新己。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創新。創新是文藝的生命，這是總書記在講話中所說的。唐代書法家李邕曾說，似我者俗，學我者死。黃庭堅也說，隨人做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我們這些年文學創作過多地學習了西方等其他國家的各種創作手法。本來這種學習都是必要的，但是有時我們卻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變成了一味的模仿和一味的崇洋媚外，覺得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只要是我們本土的就是下等的。事實上，如果我們想在世界文學上爭得一席之地，贏得人家的尊重，我們就越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民族特色。莫言等作家的成功實際上都說明了這一點。有些人說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學習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歐美現代主義意識流小說，其實，莫言向他的同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中國文學經典學習的東西，遠超過其向歐美的前輩和同行們學習的東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鄉土壤，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當然同時也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層原因，也應該是我們考慮選擇源語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文學文化要想走出去，譯介什么和怎么譯介應該同時考量才行。當然，作為譯者，你既有深厚的雙語文學文化功底，又有總書記反復提到的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責任擔當。

     過去一些年，特別是八九十年代，我們很多作品都是學習西方的意識流，學習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等各種創作手法，這些學習都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卻將其奉若至寶，陷入其中而無法自拔，這樣就失去了自己。其實我們彼時在學習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落伍了好幾十年，有的甚至落伍了更長時間，因為我們在譯介這些東西的時候已經晚了不少年，而我們還把它們當作新的東西來學。的確，無論是作家還是翻譯家，只有擁有良好的文化自覺和社會責任感，才能夠使中國文學文化走得更遠。而作為作家，我們越是沒有自己，越是沒有創新，就越不被國際上的同行所看重。就創作來說，我們學習外國文學作品，真正是要為我們服務，而不是亦步亦趨。

     三、摒棄唯洋唯俗，培養家國情懷

     第三個我要說的是要摒棄唯洋唯俗習慣，培養家國情懷。習總書記的講話第22頁講到了價值觀的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特別批評了許多作品唯洋唯俗，“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講話”的第9頁，總書記則批評了那些創作中的惡劣現象。有些作品“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倒歷史”，“以丑為美”，“一味媚俗”。也就是說，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只要是俗的，特別是惡俗的，似乎就有市場，這一點特別切中時弊。我們有的作家包括翻譯家的確“在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走向了歧途。

     我們經常抱怨西方的許多漢學家在中國經典外譯中的不忠實和不準確，殊不知他們正是出于他們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覺和他們的社會所需才那么做的，而我們卻過多地從字面意思和機械對等諸方面去做簡單的技術評判。正如前面所說，葛浩文的譯文越是忠實原文，我們就越能看出莫言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所在，同時也說明像楊憲益等中國自己的翻譯家所采的盡量忠實原文的“直譯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義，說明這個時間中國文學文化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社會語境和國際條件。

     回想一下幾乎全體國人包括高層媒體等對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美利堅（America）、近東（Near East）、中東（Middle East）和遠東（Far East）等許多源自西方語匯或奴性翻譯詞匯的泰然接受，想一想我們跟著歐洲人把我們西邊的地方叫近東和中東，甚至跟著人家把我們自己叫遠東，我們就會覺得我們在翻譯和接受這些語匯的時候似乎太多歐洲中心論，太多跟著西人的話語走，太缺少權衡和批判意識，太缺少了民族立場和文化自覺。其實，我們都知道，從地理上說那個地方叫西亞，我們的古人則十分準確地把中土西邊的地方都叫西域。他們至少還沒弄錯方向。

   這樣以西方為立足點進行的翻譯還有很多，不僅僅是詞語的翻譯，還包括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不少譯者抱著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思想，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信心，對本國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甚至羞于將自己國家的文學文化作品譯出，羞于將本國文化介紹出去。這與我們一百多年前梁啟超等先輩們比起來可就差得遠。

     梁啟超等眾多現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譯家們在彼時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和翻譯自覺。1898年，梁啟超在《印譯政治小說序》中說：“特采外國名儒撰述，而有關于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隨著國情的變化，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愈加認識到了文學文化翻譯的積極作用。梁啟超強調了小說對于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把經世致用的思想演繹到了極致。譯家們已經絕不滿足于將一種語言的文學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文學，正如王曉平在《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中所說，“他們要做生活的評判家、讀者的引路人、原作的改造者”。他們對原作的選擇、迻譯中的增、刪、改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為當時社會改良服務的思想。當時的翻譯觀中，豪杰譯可以算是個代表。“豪杰譯”是指“對原作的各個層面做隨意改動，如刪節、替換、改寫、增減及譯者的隨意發揮”，只要能達到目的，他會對原文做“傷筋動骨”的“大手術”。其實，林紓、蘇曼殊、周桂笙、吳檮、陳景韓、包天笑、甚至魯迅的早期翻譯，都是或一定程度上是“豪杰譯”的產物。應該說，“豪杰譯”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五四運動以后，知識分子們秉承了晚清以來經世致用的傳統，西學中用，更積極地譯介西方文學作品，以達到對傳統文學和傳統思維方式進行改造的目的。魯迅、瞿秋白、矛盾、巴金、郭沫若等就都是從“感時憂國”改造社會的目的出發而從事文學翻譯的。但這些先輩們從事翻譯活動的共同特點是自己的民族利益，他們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而這種自覺正是我們當下的翻譯活動中所嚴重缺失的。這也是我們應該極力推廣和宣傳趙彥春式的翻譯的要旨所在。

     費孝通于1997年在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告誡大家要有文化自覺，其核心思想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及其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翻譯越來越成為文化自覺的一種形式和表現，譯者對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直接影響到其翻譯活動和文本的選擇。而文化交流從來都不是平等的，文化和文學的交流總是被經濟政治所影響甚至主導，因而翻譯不再是與政治和經濟斗爭無關的事件。但我們的一些翻譯評論在很多時候很大程度上為西方人的某種或某些學說甚至是某句話做闡釋，做解說，做宣傳，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覺。

     我們有的時候會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西方作家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好像他們都不關心時事，不關心政治，好像他們都生活在真空之中。事實上，英美等西方許多作家都特別關心和關注當下的書寫，他們對社會問題都有很深刻的思考，對有些社會問題則有很強的前瞻性。而這些年，我們有不少作家都在拼貼、惡搞、戲耍經典，低估讀者的智商，認為只要是惡俗的，只要是低級的，就應該有市場。這顯然對自己、對讀者、對社會都不夠尊重。我們要有最起碼的家國情懷，我們要有社會責任擔當，作為作家，我們要有核心價值觀，我們要宣傳正能量。

     總的來說，作為作家，作為學者，作為翻譯家的我們，都應該以我為主，而不是以西方人或外國人的價值觀為主。我們應該為社會服務，為民眾服務，為中國夢的實現服務，為文化繁榮服務。我們要時刻記得自己的角色、身份、地位，要有一個文化人、一個作家的起碼擔當，要有守土有責的崇高使命感。習總書記的講話的確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我們的確應該認真學習，真真正正落到實處。

桂興華：這么多年，我一直在寫政治詩歌，我覺得我在孤軍奮戰，圈子里有的人不認同我，但到底什么才是為人民寫作，到底什么是屬于人民的詩歌？一個如果不關心政治的人怎么去寫詩歌？什么是人民？我曾經住在上海的人民路上，我寫過這樣句詩：“誰背叛人民，不配走這條路。”現在寫空泛，理論的作品太多了，以小見大才是真正的寫作途徑。人民是一條鮮活的無數奔騰的小浪花的大河，我們不能只看到大河奔騰的氣勢，我們也要抓住更多的小浪花，才能寫出更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