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8月12日15:27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王紀人 點擊: 次
電影借力文學IP，來路已久
即便在一連串不斷飄紅的票房數字面前，我們可以說中國已成為世界電影大國，但要成為電影強國無疑還有很多路要走、很多事情要做。其中創作應該是最基礎、最首要的工作。人們常說劇本是一劇之本，其實也是整個電影創作之本。電影可是一種食用面最廣的精神食糧，其創作無非有兩途，一是劇作家按照有關電影題材和電影類型的要求直接原創，有時也可對某一真實的歷史事件或新聞事件加以改編；二是根據現成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也包括舞臺劇等）進行改編，這才是通用意義上的電影改編。
中國觀眾熟悉的《卡薩布蘭卡》《教父》《亂世佳人》《綠野仙蹤》《辛德勒的名單》《飛越瘋人院》《憤怒的葡萄》《殺死一只知更鳥》《日瓦戈醫生》《阿甘正傳》《呼嘯山莊》等24部經典影片，都是根據原著改編的，占世界影史上百部“最偉大影片”權威評選榜單的近1/4。其中除了《西區故事》改編自歌劇、《窈窕淑女》改編自戲劇外，其他均改編自同名或異名小說。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改編都瞄準名著和暢銷書，廣大的接受群體和先在價值，是保證改編成功的必要前提和附加值。
中國電影早期改編影片是1933年出品的《姊妹花》，它是導演鄭正秋根據自己的舞臺劇改編的，公映后大獲成功。中國的電影改編還涉足漫畫（《三毛流浪記》等）、戲曲（《梁山伯與祝英臺》等）、歌劇（《白毛女》等）、詩歌（郭小川長詩《一個和八個》）和古典小說（四大名著等），覆蓋面相當廣。當然主要的改編來自現當代小說，《春蠶》《林家鋪子》《祝福》《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小花》《天云山傳奇》《駱駝祥子》《黃土地》《玉卿嫂》《芙蓉鎮》《紅高粱》《老井》《胭脂扣》《本命年》《秋菊打官司》等，在影響電影史的佳作中也占據了很高比例。這和電影創作上打破精神枷鎖和追求藝術創新有必然的聯系。這些改編新作有的在被拍攝前已經在文學界引起關注，有的卻是電影創作者獨具慧眼的發現，在海量的作品中披沙瀝金覓得的。
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電影和文學之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引力波”關系，而不同的導演則有不同的選擇。已故導演謝晉改編的電影偏重于反思歷史一路。《天云山傳奇》《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芙蓉鎮》等都是觸動人心之作，對此其他導演往往只能望其項背；吳天明的《人生》和《老井》功力扎實，反映底層生活，富有現實主義精神；張藝謀既改編了知名作家莫言、蘇童、余華、劉恒、嚴歌苓等人的小說，也在鮮為人知的作家作品中發現有價值的“潛力股”，經他改編執導的電影大多在國內外獲獎，大大提高了原著者人氣指數，在改編和原創之間，張藝謀似乎更擅長于前者；陳凱歌改編的當代作品相對較少，但改編自李碧華小說的《霸王別姬》堪稱其巔峰之作；姜文改自王朔小說《動物兇猛》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迄今仍是渾然天成的一部代表作，而不像后來有些影片那樣“一驚一乍”。
對中國古典名著改編，電影不如電視劇。一個現成的理由是，古代文學經典內容豐富，意涵深廣，如要原汁原味地演繹，電影長度不足以表達，只能拱手讓給電視連續劇。與國外相比，中國電影對古典名著的改編可以說不成比例。西方電影對經典文學作品的改編，雖不能說一網打盡，但也所剩無幾了。有的名著一再被改編，不少還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在改編本國文學經典方面，中國電影應該作為系統的藝術工程來規劃，使吾國文學遺產以電影化的方式深入人心，重放異彩，澤被世界。
電影駕馭文學IP，不應過度追求“忠實”
文學之所以成為電影改編的重要源頭，因為兩者都是敘事，而且文學敘事從荷馬史詩算起，已經經過了近三千年的歷史。但是電影敘事顯然又不同于小說敘事。小說用文學語言來講述和描繪一切：故事、情節、人物、場景、沖突、時代等等。電影卻是綜合藝術，可以調動訴諸視覺聽覺的一切造型和音響手段，以及由演員擔任的各種角色乃至動物、動畫人物參與表演。在電影中，畫面、色彩、影像、音響、主觀鏡頭和客觀鏡頭、蒙太奇和長鏡頭等等，都是電影語言不同于文學語言的地方，從而也構成了兩種大相徑庭的敘事方法。加拿大學者安德烈?戈德羅在《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中，把敘事分為舞臺敘事、書寫敘事和影片敘事。早期電影接近舞臺敘事，后發展為現代電影敘事。這個區分顯然是符合電影史事實的，中國的早期電影就類似舞臺紀錄片。即使到后來，有的電影還是舊痕未泯，對白特多，完全用戲劇沖突來結構影片。現在，電視劇基本上用戲劇敘事，電影則應該與電視劇劃清界限。
在當代，源自文學的電影改編已占了電影創作較大的比例，即使原創的電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學敘事和人物塑造等文學經驗的影響，當然應該繼續向文學經典學習和致敬。但是電影在創造了自己的許多經典，并依靠現代科技手段使電影技術更趨成熟的今天，理應在電影的獨特性方面有更多的發揮和新的創造。對待改編自文學的非原創電影，僅僅質疑后者是否忠實于原著是不夠的。何謂“忠實”？如何“忠實”？首先在原著者和改編者之間就可能存有分歧。更何況在歷史悠久的文學與只有一個多世紀年紀的電影之間，往往存有等級差異，這在電影發展的初級階段尤其如此。列夫?托爾斯泰曾將電影視為“對文學藝術之古老方法最直接的打擊”，恰恰這種“打擊”后來不斷地落在他的身上，且有好幾部改編的電影版被奉為電影經典。弗吉尼亞?伍爾芙還撒氣到電影觀眾身上，罵他們是用眼睛舔舐銀幕的“野人”。或許當時他們都有各自的理由，但他們鄙薄電影的等級觀念并不可取。改編文學IP，即使對應的是經典，因為電影長度有限，也需要割舍。翻拍《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必要的“丟失”也在所難免，什么都要放進去，必然枝蔓蕪雜，反倒損害了原著。所謂“忠實”，不是量的實足，而是質的保證，是對經典的精神還原。在電影的改編史上，有許多失敗的例子，甚至還有對老電影翻拍卻毫無新意的例子，如在國內影壇對《夜半歌聲》和《小城之春》這兩個“超級ip”的翻拍，就屬此例。改編不是照搬，而是敘事方式的轉換，在轉換中可能給出一個新的視角，從而賦予了新的意義。但現在看來，創作者并未做出新的努力。
概括來說，電影對文學名著的改編成功與否，最重要的要求是對原著故事精華和人文意蘊的復原度，對原著重要人物性格命運的還原度，對原著表現的時代的物質再現和精神再現，作為攝影藝術的空間性可視性和視覺效果以及超越和賦予。如果做到這些，那就不僅是一部優秀的改編劇，而是堪稱電影藝術的經典。
當下IP虛高，有損電影健康發展
現在在影視圈成為熱詞的ip，是英文“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的縮寫。在影視圈或其他任何圈，只要涉及知識產權，就有IP存在。按照今天的說法，我們剛才提到的托爾斯泰以及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都是大IP、最牛的IP，因為他們的許多作品都被改編成了電影，《哈姆雷特》《麥克白》《安娜?卡列尼娜》更是改了又改的大熱門。可惜莎翁本人根本不知道幾百年后有這等好事。托翁那時已有了電影，但拍攝水平相當于雜耍，他根本瞧不上眼。
IP熱也就意味著改編熱。由于中國的影視市場愈做愈大，值得拍攝的原創劇本供少于求，這就使許多制片公司把目光轉向有改編價值的文學作品。所以，近年來無論電影還是電視劇，很大一部分都源自暢銷書和網絡小說。如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狼圖騰》《萬物生長》《左耳》《道士下山》《三體》《鬼吹燈》《華胥引》等等。電視改編劇則更多，尤以古裝戲吸引眼球。
有人說，改編劇多了，就意味著原創劇的減少，這可能會造成跛足現象。在題材樣式上也可能有所偏頗，比如怪力亂神或宮斗虐戀，會不會愈演愈烈？對此，我認為不必杞人憂天，因為市場自有調節功能。比如重口味太多，便會有清淡之風再起。當下盛行的改編之風可能是世界性的，在去年出品的美國電影中，就至少有40部ip劇，但其中不乏經典名著、嚴肅文學，也有不少暢銷書。
當改編成了風，就造成ip劇資源奇缺，于是紛紛把目光轉向網絡文學作品這些新晉ip。網絡作品盡管多如牛毛，但畢竟在情節和著重點上要有吸引觀眾眼球的地方。此前，由于一些ip劇得到很高的票房和回報率，促使投資者蜂擁而至，形成了一個IP市場。一部高企的網絡小說可能以二三百萬元的高價被收購，遠高于一位著名作家某部作品的版權費和稿酬。更何況這個新興的市場還可能存在投機現象，比如收購多個版權，卻并不投入改編和拍攝，而等貨源奇缺版權增值時再轉手倒賣，從中漁利。
任何過熱的投資市場都可能存在泡沫，IP市場亦然。當投資方購買缺乏藝術價值的作品時，就存在風險，因為“點鐵成金”畢竟乏術。一些專業編劇在接手改編此類作品時，抱怨網絡作家寫東西很“飛”，魔界宗教隨便寫，沒有任何約束，改編時能夠保留三成內容就不錯了，更有甚者認為，讓專業編劇來改編這些原來品質不高的IP，無異于“馬桶上繡花”。如果投資方在采購ip時缺乏藝術的眼光，勉強改編出來的ip劇也不可能經得起檢驗。
爭奪大IP資源，造成IP虛高，就如炒房地產一樣，最終損害的是藝術的健康發展。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燦爛的文學藝術積累，不僅有美麗的神話傳說，也有神奇的魔幻故事，更有世俗的關懷和浪漫的理想。中國現當代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從中開拓出廣袤的精神原野。凡此種種，都是電影、電視等藝術生長的沃土和IP資源。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放出自己的眼光和展開瑰麗的藝術想象，以自由的心態，創造出優秀獨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