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5日09:54 來源：文學報 作者：金 理 點擊: 次
如何處理批評的經典意識與同時代立場之間的關系？我們經常會認為，文學批評是經典化的一道濾網，最終是為文學史寫作服務的。對此我有懷疑。《咀華集》是批評史上千古不磨的珠玉，針對《斷章》中著名的句子“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李健吾下了評斷：“還有比這再悲哀的，我們詩人對于人生的解釋？都是裝飾……但是這里的文字那樣單純，情感那樣凝練，詩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卻埋著說不盡的悲哀……”這番意見立即被卞之琳指為“顯然是‘全錯’”，《斷章》每節之內是相對關系；兩節之間是對稱結構，并列而不相互統攝，而李健吾只取“裝飾”做文章，以偏概全，所以卞之琳強調“我的意思也是著重 在‘相對’上”。我翻閱案頭幾部常見的文學史著述，在提到《斷章》的章節內，基本上都圍繞“相對相親、相通相應”展開，很少會顧及《咀華集》所提供的判斷。也就是說，李健吾當時在現場提供的批評意見，也許并未進入后來文學史的主流敘述，但是，有誰能否認《咀華集》的地位呢？沒有轉化為文學史有效積累的文學批評，依然有可能是杰作。
近年來我自己在寫作文學批評時，關注的對象大多是我的同代人。2014年10月底，我參加了一次有趣的會議，由兩撥人———1980年代走上文壇的幾位作家與當下青年批評家———現場對話。會場上，有一位前輩發言，講著講著開始提到韓寒、郭敬明，提到腦殘的粉絲群體。就在他吐槽的時候，我聽到背后傳來一聲嘟囔：“誰說的！”———雖然聲音細微卻分明表達著一絲對前輩發言的不滿。回頭一看，聽眾席上的一位旁聽者，看年紀是我的同齡人。我就身處這兩種聲音的代表者之間，那一刻非常慚愧。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原該在上述這兩種聲音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但我們沒有去告訴前輩為什么他們眼中不入流的作品有可能恰恰撥動當下青年人的心弦，我們也沒有對同代人的創作提供學理性的闡釋，借此與流行視野拉開充分距離，以致一般人們提及青年文學還是只能以韓寒、郭敬明為例。這是文學批評的失職，類似的事情反復發生，促使我把眼光聚焦到同代人的創作上。毋庸諱言，他們的創作狀態并不穩定，創作前途并不清晰，以此為對象展開的研討，往往如同冒險一般，就像前面舉到李健吾對《斷章》的意見，很可能被文學史最終給定的結局所解構。
但是正如孫歌在對日本歷史學家遠山茂樹研究方式的評述中所指出的，“預測的落空，是進行同時代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命運”(孫歌：《文學的位置》)，這種批評方式表明了認識主體在具體、實際而流動的狀況中進行選擇、判斷的高度緊張感，文學批評就是承受著這樣一種高度緊張感去尋找創作中“可能性的萌芽狀態”。
還需要作一個辯證的補充，當代性是同時代立場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不能僅憑其“當代”就獲得合法性與價值的自明性，將眼光從“經典”轉向“當下”，其根本任務是，立足于此時此地、瞬息萬變、泥沙俱下、充滿偶然與碎片的當下，在每一個不斷更新的時刻中開啟通向永恒與終極的可能，如同波德萊爾的申明：“問題在于從流行的東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有詩意的東西，從過渡中抽出永恒。”(波德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當然，“永恒與終極”并非一勞永逸、一成不變，艾略特早就告誡過，新鮮的藝術品在加入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所聯合起來形成的“完美的體系”后，“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在同樣程 度上過去決定現在，現在也會修改過去”(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也就是說，“同時代性”必然內涵著歷史與當下、傳統與創新的辯證。
其次，如何處理批評中“俯瞰”與“內在注視”之間的關系。這是借斯塔羅賓斯基的用語，前者是指“以一種俯瞰的目光在全景的展望中注視作品”，這種“俯瞰”的目光往往以經典的作品、“偉大的傳統”為評價標準。近期若干“80后”作家在歷史與創傷記憶等主題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創作探索，但是實話實說，論表現之真切深廣，與前輩作家相比(不說遠的，就和同期比如弋舟的“劉曉東”系列相比)，距離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在“俯瞰”式的批評目光中，這些作品都可能被過濾掉。但是斯塔羅賓斯基提醒我們：“完整的批評”是一種“時而要求俯瞰時而要求內在的注視的批評”，存在于“兩者之間不知疲倦的運動之中”(轉引自郭宏 安：《〈鏡中的憂郁〉譯序》)。那么，換一種目光，“內在注視”的批評到底發現了什么？1990年代的時候，我的導師陳思和先生曾在他的評論中不惜篇幅地解讀一些在很多同行看來根本沒有前途的新生代作家，陳老師這樣解釋他的“鐘愛有加”：“我之所以不強調小說里的放浪形骸因素，也不是不看到，只是覺得這些因素對這些作家來說并非是主要的精神特征。‘無名’的特點在于知識分子對某種歷史趨向失去了認同的興趣，他們自覺拒絕主流文化，使寫作成為一種個人性的行為。
但個人生活在社會轉型過程里仍然具有自己的精神立場。”(陳思和：《“無名”狀態下的90年代小說》)在“放浪形骸”中提取出含藏其間的銳氣，這多少得冒一點火中取栗的風險，“我愿意把這些作品中一些隱約可見的創意性因素發揚出來，愿意看到這一代作家潛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真正激情被進一步發現，而不愿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去助長新生代創作中的平庸傾向”(陳思和：《碎片中的世界與碎片中的歷史》)。“我明知當時的創作至少在作家主觀上并沒有達到我所想象的程度，但我總是愿意把我認為這些創作中最有價值的因素說出來，能不能被作家們認同或有所得益并不重要，我始終認為文學評論家與作家本來就應該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用不同的語言方式來表達對同一個世界的看法。”(陳思和：《筆走龍蛇》)“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始終以建設性的態度，擴張、敞亮創作者在追求“藝術真實”的過程中原先構想的“微弱的影子”。(雪萊《為詩辯護》：“流傳世間的最燦爛的詩也恐怕不過是詩人原來構想的一個微弱的影子而已。”)下面這段陳世驤先生對文學批評的描述，最能見出我心目中“建設性的態度”的意義所在：“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內，深愛著作者的主題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個理想的伴侶，為他計劃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豐足完美的達到目的……”(陳世驤：《〈夏濟安選集〉序》)文學批評在負責地指點缺陷之 外，更應該“如共同追求一個理想伴侶”一般去追逐那個“微弱的影子”，去預期未來“更好的途程”。孫歌說：“作為生活在歷史當中的人，總是要謀求比現狀更好的結果，并且覺得這種要求是有可能實現的；這樣的期待會貫串研究過程的始終。那種認為還有更好的結果，試圖在各種各樣可能性的萌芽狀態中絕不遺漏地尋找的欲望”，在我看來，這構成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與活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