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07日15:30 來源：《文學報》 作者：傅小平 點擊: 次
很少有一種題材會像生態小說那樣引來眾多誤讀，同時面臨更多的挑戰。顧名思義，生態小說不可避免會觸及生態環境問題，合乎“文以載道”的傳統，卻很難擺脫主題先行的窠臼，更難在藝術上達到某種高度。另一方面，冠以“生態”之名的小說創作，就好比是帶著鐐銬跳舞，較難發揮小說的優勢。畢竟，在反映生態環境問題上，小說虛構往往不如具有文學性的紀實作品那樣直擊人心，也就更難在短時期內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雖說如此，不得不看到的是，諸如水污染、霧霾等，都是眼下中國作家或寫作者觸目可見的現實。也因為此，一個有責任感的寫作者，都會或多或少觸及生態問題。而就寫作需要克服的難度而言，生態小說也自有其探索的價值。就以德國作家莫妮卡·馬龍創作的，旨在披露霧霾引起空氣污染問題的小說《飛灰》為例，出版方引進出版這部作者寫于36年前的長篇處女作，自然是因為眼下中國“四面霾伏”，當年德國也曾面臨過，想必因此會引發國內讀者的共鳴。
小說一開始，女記者約瑟法·納德勒就陷入了困境。她在寫一篇關于B城某化工廠因發電設備老化而引發環境污染的報道時，不由疑慮重重：究竟是堅守新聞道德真實地揭露工廠對環境的威脅，還是屈從上級壓力寫一個可以發表的版本？約瑟法是一位單身母親，她既渴望家庭的溫暖，又害怕失去自由。當她面對職業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她當何去何從？馬龍以親歷者的視角構筑人物鮮活的性格色彩，又以記錄者的身份見證德國歷史的變遷。她的文字正如有評論所說，就像可以窺視過去的鏡頭，將蒙塵的印記與創傷公之于眾。
有必要說明的是，小說引進后。雖然引起了小范圍讀者的關注，卻遠不及其在當年德國引發的轟動。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內生態小說寫作面臨的“痛，并困惑著”的窘境，但無論如何，一部小說在其問世這么多年后依然被引進，被閱讀，說到底還是因其品質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而我們當下的生態小說寫作，如果要給自己樹立高的標準，理當做到如荷爾德林獎給馬龍的頒獎詞里寫到的那樣，“把責任和敏感、道德感受和美感精確地糅合在一起。”
一、
事實上，生態小說對很多讀者來說，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它需要被放到相對大一些的生態文學的概念里來理解。而說到生態文學，我們會自然聯想到梭羅的瓦爾登湖》，還有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等經典作品。
就像你看到的那樣，這些作品都來自美國，究其因是自然主義思想最先在美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此后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廣泛的影響。1949年初，徐遲翻譯的《瓦爾登湖》出版，梭羅的生態思想植入中國文壇的土壤。上世紀70年代，世界生態文學里程碑一般的《寂靜的春天》中譯本問世，著實震撼了一些中國作家和讀者的心。
這些作品震撼讀者，當然有文學性的因素，但關鍵還是在于蘊含其中的生態思想。就舉蕾切爾·卡遜的寫作為例，她之所以能寫出這部傳世名作，是有感于當時美國普遍使用606殺蟲劑，使得鳥類、蟲子等等幾乎滅絕，春天沒有了蟲鳴鳥叫的聲音，一片寂靜。這部書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注，一場長達三十年的環保戰幕由此拉開。可以想見，作為一位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在一開始，或許并沒有把它視為文學創作。
但毫無疑問，蕾切爾·卡遜在她的作品里，以生動的文筆傳達了生態思想和生態視角，這正是生態文學之所以為生態文學的關鍵要素。有一個典型的例子，說的是以描繪自然見長的俄羅斯作家普里什文被問到，如何理解幸福？普里什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所謂幸福，就是一槍準確地射中一只飛鳥。”在生態文學作家李青松看來，由此可見普里什文缺少生態思想。“這也無可厚非。因為19世紀的俄羅斯尚未暴露出嚴重的生態問題。何況在他的狩獵故事中，看不到殘酷和血淋淋的場面，而是處處透露著他對自然和野生動物的摯愛與親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劉亮程雖然不怎么贊同生態文學的概念，但他對人與自然的理解卻有啟發性。他說，多數文學作品總是借助自然抒懷，在這樣的書寫過程中，一片草，一朵云都被賦予了使命，自然不是它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而他的文學創作，從《一個人的村莊》開始，就在朝著自然的方向努力。“在我的文字中，自然不是工具，自然必須是有生命的自然。自然文學也好，生態文學也好，都是通過人的靈魂與自然界的靈魂溝通而后達致的表達。”
推而言之，生態文學就像有專家說的那樣，是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而不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以人類的利益為價值判斷之終極尺度的文學。而以生態文學研究者格羅特費爾蒂教授的看法，生態文學也并非我們一度以為的環境文學。因為，“環境”還是一個人類中心的和二元論的術語。它意味著我們人類在中心。與之相對，只有“生態”這個詞，才真正意味著相互依存的共同體、整體化的系統和系統內各部分之間的密切聯系。
而探尋和揭示造成生態災難的社會根源，是生態文學寫作必定會涉及的方面。作家陳應松深有體會。他說，他寫神農架，若只是寫的環境、生態、故事，便會使作品狹窄。所以，對生態文學的思考，對環境問題的揭示，要對一個地方人民的生存進行通盤審視才行，還要加上時代和政治等因素的考量。
這也就注定了有一定深度的生態文學必然有著顯著的文明批判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否直接描寫自然，并非是生態文學的必要條件。有專家更是表示，一部完全沒有直接描寫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可說是生態文學作品，概而言之，誠如哈佛大學教授、生態文學研究專家布伊爾所說，生態文學是“為處于危險的世界寫作”的。
二、
顯見地，生態小說之所以在生態文學的大環境里迅速成長起來，也因為作家們敏銳地意識到，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世界正處于危險之中，他們要通過小說寫作這種方式發出自己的呼喚。而相比報告文學呈現具體的生態惡化、環境破壞的數字和現象，小說進入生態領域，正如有專家所說，賦予了生態文學更多的生動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內涵。生態小說相比其他同類文體的長處也正在于，能以具體的人物和人物命運，讓生態成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態。
以作家張煒的創作為例。如果把他的一些作品，簡單歸入生態小說之列，自然有失片面。但如有論者所言，他在寫作中對各種自然生命懷有生態同情，細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態，并反思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局限。在小說《三想》中，張煒對樹、狼、人的心理描摹還原了自然界生命間隱秘的聯系與彼此友好的情誼。在小說《九月寓言》中，張煒為逝去的野地靈性哀婉不已，對建立在對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現代文明激烈批判。可以說，張煒的生態思想，在小說敘述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但對小說寫作而言，過于強烈的批判也可能是一柄雙刃劍。如果欠缺豐厚的文化積淀，這樣的批判會流入淺表化、單一化；如果欠缺足夠的藝術功力，小說的描繪會失之于單調貧乏。這恰恰是當下生態小說寫作中存在的普遍性問題。以生態文學研究專家張韌的觀察，在生態文學作品，包括生態小說里，能讀到不少“就事論事”的社會性批判，卻出現了文學不該有的文化貧血癥。事實上，正如有論者指出，生態小說雖然旨在揭示生態危機現狀、反思環境問題根源，但不能止于對生態理論的照搬和套用，也能不僅僅停留在思想、主題的層面上，而應當是生態文化與小說創作的緊密結合和相互映照。生態小說更應該在人與自然沖突的文化反思中展現獨特的美學追求。
而從具體的藝術表現看，生態小說雖然表達各異，但越來越顯示出同質化傾向。以評論家雷鳴的觀察，當下生態小說里盛行哀挽模式。小說常借助“最后一個”的動物或植物，投以“挽歌式”的凄慘目光，由此拷問人性的邪惡與貪婪，對人類膚淺的優越感和自豪感予以鞭撻。“同時，生態文學在價值觀上也存在著極端推崇神性與自然倫理，忽視理性與人文精神的偏至化傾向。應該說，生態小說融入古代自然神話、神秘現象、宗教傳統、奇風異俗等內容的敘述，也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但要是對神性缺乏必要的哲理思辨能力和藝術化解力，就有可能招致一些作品墮入玄虛不可知論的深淵。”
三、
由此，在呈現思想批判的同時，怎樣加強藝術表現力，或說怎樣改變生態小說有生態無小說的窘境，正是生態小說寫作者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有論者表示，生態文學、生態小說在全世界的發展，將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只要自然與人類存在一天，生態問題就必然會如同愛情一樣，成為文學的永恒話題。“因為，隨著現代社會工業化的發展，人與自然的矛盾，必將出現許多新的課題，產生許多新的矛盾，這些，皆可作為生態文學作發展的‘新生活’。”
話雖如此，無論是生態文學，還是生態小說，如果說肩負著某種使命的話，它的使命就在于讓它描繪和揭露的生態環境問題盡快得到解決。倘是時過境遷，生態小說作者依然希望作品還有生命力，就得在藝術上不斷推陳出新，或是像莫妮卡·馬龍的《飛灰》一般，保持了較高的藝術質地。很顯然，因為關注生態才擔得起生態小說的稱謂，但只有真正的小說才會讓其傳之久遠。
在這一點上，讀加拿大籍作家揚·馬特爾的代表作《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或許會給人以啟發。這部曾斬獲布克獎，又因李安指導的同名電影的全球熱映聲名遠揚的生態小說，講述的是一個歷險故事。男孩派（Pi）歷經了一場海上風暴，失去了所有親人，與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一條鬣狗、一只斷腿的斑馬和一只大猩猩在救生艇上開始了為期227天的海上漂流。馬特爾講述一個歷險故事，實際上探討了探險、生存、信仰、人際關系等多方面的主題。而在有些荒誕的海上歷險背后，正如有論者所說，也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思想：諸如人與自然物生死與共的關系，生命的食物鏈與人類倫理的關系，人與非人自然物在求生本能上的平等，動物保護以及動物園保護的生態意義等。而要小說有很強的藝術，魅力歸根結底，更在于馬特爾以他獨有的敘述，塑造了少年Pi，還有并非附屬于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人化”了的孟加拉虎的生動形象。
以此觀之，生態小說雖然反對“人類中心論”，但在藝術表現上，卻不能忽視人的主體性。誠如張韌所說，生態小說固然要揭露人們危害環境的行為，但更為重要的是展現作為主體的人的靈與肉的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生態小說是描繪自然的，更是反思人類的；是表達生態的，更是表現審美的。惟其如此，生態小說才是真正關注了生態問題，同時還充滿了獨特的文學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