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6月09日16:00 來源：上海觀察 作者：施晨露 點擊: 次
“文學翻譯質量一代不如一代？”“文學翻譯稿酬太低？”6月8日，由上海翻譯家協會和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聯合主辦的“再登巴別塔——文學翻譯的現狀與未來”專題研討會上，60余位翻譯家、評論家濟濟一堂，對于社會上這兩種普遍聲音的辨析成為會上討論的焦點。
文學翻譯評論應對推動評價體系發展有所建樹
文學翻譯質量真的每況愈下了嗎？這個時代為何少有傅雷式的優美譯文？上海翻譯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黃昱寧對此并不認同，在她看來，衡量文學翻譯質量缺少客觀、全面、與時俱進的評價體系，是造成讀者這一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近兩年來，翻譯問題唯一一次進入大眾視野的就是馮唐《飛鳥集》譯本，但這次討論造成的結果只是我每天收到無數個電話要求重譯《飛鳥集》，對于真正翻譯評論的推動，價值幾乎為零。”黃昱寧認為，時下的翻譯評論對于具體作品的分析往往缺乏專業性，少數有見地的專業評論往往被聳人聽聞的言論所淹沒。即使是優秀的專業評論，大多還是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面，缺少提煉、思考的過程，無法上升到不斷完善評價體系的層面。翻譯理論長期困在象牙塔中，與譯者、媒體、讀者等都有一定距離，缺少深入淺出轉化的文體和平臺，以至于近年偶爾出現的大眾層面的翻譯討論，仍然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
翻譯評論的困境一方面在于，隨著大眾外語水平的提高，誰都可以就此發表看法，“翻譯評論”和一般“文學評論”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模糊，另一方面，真正愿意花時間投入翻譯評論的又是少數。“做翻譯評論，意味著要花費兩倍時間讀原文和譯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翻學院副院長吳剛說，專業評論的缺席和以偏概全、充滿語言暴力的網絡差評，例如動輒便說“看了一頁就看不下去”，讓文學翻譯難以得到真正有深度的探討和鑒別，“信達雅”的標準如何理解，隨著文學的發展，更是歧義叢生。
在黃昱寧看來，滯后的文學觀普及工作，構成了評判標準的另一重干擾因素。“世界文學潮流的嬗變，對我們衡量好譯本的標準，一直在提出新的審美要求，但我們的普遍欣賞水準與這種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讀者對現在的譯本提出批評時，往往會提到，如今譯者的中文造詣遠不如過去，譯文讀來常有生澀之感，‘文采’闕如。問題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所面對的原文，和林紓或傅雷時代所面對的原文，本身就發生了巨大變化。”黃昱寧提出，現當代文學更跳躍更抽象，更重視文字所攜帶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開那些已成定式的華美程式。這要求譯者對現當代文學的特點有更強的領悟能力，相應地，人們對譯作的評價標準也應有適當改變。“比如說，幾年前在微博上幾乎全民參與的喬布斯情書翻譯，就有很多耐人尋味之處：這是一封極簡單的由近乎純口語的文字寫成的信，但很多網民激賞的、認為‘文采斐然’的譯文都是合轍押韻、辭藻華麗的東西。經常能聽到大部分讀者對于譯本最高評價是‘流暢’，相應地，對于不喜歡的譯本，一般最常見的指責就是‘不流暢、疙疙瘩瘩’、‘讀不懂’或‘毫無美感’。這里的情況相當復雜，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文學普及教育，滯后于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今天文學翻譯面對的對象和讀者已與過去大不相同，信達雅的標準，尤其是“雅”字，如今該怎么理解？在讀者對歐式詞匯和語法的寬容度越來越大的今天，“信”和“達”又該制定怎樣的新標準？每天都在誕生的新詞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和速度引入翻譯才合適？在互聯網輕易就能提供簡單檢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有沒有必要削減原先簡單的說明性注解，擴大闡釋性注解的比例？在人工智能開始介入創意寫作、翻譯的時代，各種翻譯軟件層出不窮，新一代文學譯者如何看待這種全新形勢，如何在懂得使用最新工具的同時發揮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獨特價值？在與會者看來，優秀、成熟的文學翻譯評論應對推動評價體系發展有所建樹，在文學不斷發展的今天，對于以上問題的討論，還遠沒有答案。
比起低稿酬，更令人擔憂的是復譯與首譯的失衡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工資漲了100倍，文學翻譯稿酬只多5倍。過去，翻譯家能憑借翻譯過上體面生活，如今，很少人能夠僅憑翻譯過活。”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為文學翻譯的低稿酬打抱不平。稿酬，確是譯者們直面的又一個關鍵性問題。“除了‘翻譯質量是否每況愈下’之外，我經常被問到的另一個敏感問題是‘文學譯者的稿酬是否過低’，‘稿酬低是不是造成翻譯質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黃昱寧說，與實用類筆譯或口譯相比，文學筆譯的稿酬水準平均線確實比較低，“但我們也應看到，文學筆譯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譯者稿酬最終取決于成書后創造的市場價值。提高譯者待遇，如果離開對這個前提的認知，那就無從談起。書價低、外國文學閱讀門檻較高等，都是造成這類圖書市場價值偏低的原因。”
作為出版業和翻譯界的雙棲者，比之“稿酬過低”，黃昱寧更擔心的是，稿酬背后的市場導向與輿論環境可能導致復譯與首譯的嚴重失衡。“通常情況下，公版書的利潤率遠遠高于版權書，而操作難度則遠遠低于后者。市場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銷量有保證的世界名著，它們往往已經有大量現成譯本，復譯可以借鑒前人，難度大大降低，譯者承受的壓力也遠不如首譯本大，得到的美譽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譯本。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遠遠大于很多現當代作品，這使得譯者在復譯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譯本。”
打開圖書電商網站，人們可以找到幾十個版本的《小王子》，而某些高額支付譯者稿酬或版稅的案例，也都發生在公版書領域。“這些早已被重復翻譯多次、除了商業價值外別無意義的復譯，因為出版社沒有其他成本，往往開得起優厚條件的合同給譯者，而大部分版權書都是知名度且有待積累的現當代作品，承擔這些任務的譯者難度高風險大，但出版社卻沒有更多成本可以支付給譯者。”翻譯與市場的這種倒掛形成了一個怪圈：世界名著有幾十個譯本司空見慣，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者——承擔這些的往往是中青年譯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讓翻譯和出版界人士擔憂的是，長此以往，本來就極為有限的譯者資源大量流入復譯大潮，公版書重復出版現象愈演愈烈，現當代作品的翻譯質量則進一步下降。翻譯文學的表面繁榮之下，隱藏著不合理的結構——有文化積累價值但市場前景黯淡的現當代純文學翻譯作品，生存空間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