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13:5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楊寶寶 點擊: 次
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文學中一直占據特殊地位。華文作家身在異國他鄉外語環境里，卻堅持用中文寫作，這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世界華文文學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學創作的題材。”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認為，如果要編一本2000年以后的文學史，“一定會排到虹影、陳河等海外作家。”
“在21世紀，這批海外作家的作品在豐富性這個概念上影響到了中國文壇。他們在海外奮斗拼搏，等到他們回到文學上重新給中國文學提供作品的時候，他們提供的經驗是嶄新的，我認為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豐富性。”
10月15日，第二屆“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主題為“豐富的作家，豐富的文學”。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捷克、日本、馬來西亞的10位海外華人作家與評論家共聚一堂，探討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貢獻。
論壇現場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王偉
海外提供了作品發表平臺
大多數華文作家都將海外生活經歷作為寫作的重要資源，在他們中間，虹影是非常特別的一位。
僅僅通過作品，很難把虹影看作是一位海外華人小說家。盡管她1991年就移居英國，代表作也都在這之后發表，但她最著名的作品中卻少有海外生活的經歷，而是幾乎把全部目光投注在重慶和上海兩座城市上。重慶是她出生長大的地方，上海是她在復旦大學讀書的地方。
“回到這兩個地方，我從沒覺得自己有寫作障礙。”對虹影來說，出國不是積累寫作資源的過程，而是讓她“學會說話”。
虹影在自傳性小說《饑餓的女兒》中，坦承自己的非婚生子身份，曾經她因此飽受困擾，備受欺凌，“從來都沒有說話的權利”，慢慢地，她對說話本身，也變得十分謹慎。
小說家虹影
出國之前，虹影已經開始寫作，在地方刊物上發表過一些作品。因為自己“沒有名氣”，國內當時著名文學刊物還沒有發表過她的作品。
到英國后，她不想放棄寫作，就試著參加中國臺灣的文學獎，得了幾次獎，還去臺灣參加了文學會議，借此認識了爾雅出版社的出版人隱地。她向隱地推薦自己剛寫完的長篇小說《女子有行》，收到退稿信。隱地說這本小說“太前衛”、“看不懂”，但又加了一句話，“除非你能說服我。”
出書的渴望壓倒了不敢說話的恐懼，虹影寫了長信去解釋這篇小說寫了什么，《女子有行》最終出版，同年，又出了《饑餓的女兒》，虹影的小說開始受到關注。此后，她又努力在英國打開市場，寫英國人到中國的《K》和此前的《饑餓的女兒》都在英國取得不俗銷量。
“所以我想說的是，中國作家可以寫英國的書，而且中國作家不會怕這個時代。”
對海外經歷，華文作家描寫角度各異
和虹影不同，更多海外華文作家還是把目光投注到自己生活的環境之中。異國他鄉的背景，是華文作家和國內作家、讀者最大的身份差異，也是不少人依賴的創作資源。
作家穆紫荊
德國華文作家穆紫荊還記得自己1990年代過年回上海，百貨公司的營業員聽說她從德國回來，就興奮地說知道德國的幼兒園是什么樣的，一一給她講來。
“我一聽就是我寫的東西。” 穆紫荊當時給《新民晚報》寫德國見聞，沒想到在她看來是日常生活的故事，卻被國內讀者記得清清楚楚。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還是一件艱難的事情，華文作家描寫海外生活的文字，成了國內了解海外的窗口。
穆紫荊最初寫德國是無心插柳，日本華人作家李長聲寫作，卻是有意站在“讓中國讀者了解日本”這樣一個立場上。他1988年赴日留學，旅日已30年，1990年代在《讀書》雜志開設專欄“東瀛孤燈”介紹日本，引起關注。
在日本生活多年，作品也均是寫日本，但李長聲說自己“對日本始終沒有親近感”，寫日本也始終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目的則是為了讓中國讀者了解日本。作家止庵也曾評價，“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
從這個目的出發，李長聲寫的都是觀察日本的隨筆。他認為日本文學的傳統是隨筆，日本就是“隨筆的”，用隨筆寫日本“再合適不過”。雖用隨筆的筆法，但他卻有意學習中國寫日本的傳統，對中國人怎么寫日本，他很有研究，從《三國志》首次記錄日本，到近代學者黃遵憲、周作人對日本的著述，他均有拜讀。自己寫作，也力圖在前人的基礎上有獨特視角。
作家李長聲
“現在一些中國人旅日，時間或長或短，所見所聞互相重復，觀察與認識也未必超越前人。” 如今去日本已經不是一件難事，但李長聲對大部分新的所謂“日本觀察”頗有看法。
有些華文作家的經歷并不現世靜好，坎坷的經歷成為作家難得的“財富”。加拿大華人作家陳河1994年有一段在阿爾巴尼亞做藥品生意的經歷，在那期間阿爾巴尼亞發生了一場嚴重動亂，街上人人持槍，中國緊急撤僑。這段經歷雖然短暫卻成了他小說中最為重要的題材。
《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出生在印尼的萬隆， 17歲回到中國，在北京接受了兩年中學教育，進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這期間經歷了“文革”。后來他來到了香港，不會說廣東話，謀生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寫小說，走上了寫作道路。
“讀了他的作品你就會知道他寫大陸也寫香港，也在散文中回憶他印尼童年的少年的過去。三段人生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復雜的混合影響。”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認為，地球村的趨勢日漸明顯，作家到處遷徙、移民、旅行，文學的邊界包括呈現的形態都會有復雜性，陶然是這一趨勢下典型的早期代表作家。
全球化形勢下，華文文學該走向何方？
離開故鄉，對于身份認知的重新定位、異國文化產生的沖擊都是華文作家開始創作的“原動力”，但在這樣氛圍中發展起來的華文文學，卻顯示出了“后天不足”的一面。
“新移民寫作發展到現在，已經走過了書寫懷鄉，漂泊，文化沖擊階段，新時期的文學應該寫什么？”這是美國華人作家黃宗之提出的疑問，“如果今后我們都把寫作的題材轉向國內，那么新移民文學很有可能會失去他存在的價值。”
“海外作家應該保持海外特性。” 劉俊教授也強調這一點。隨著海外作家開始參與國內文學獎，在國內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劉俊認為華文作家在慢慢被“同化”，隨之帶來的問題就是，讀者對國外了解越來越多，華文作家如果不能保持海外特性，寫作題材的新鮮度就會慢慢喪失，“長此以往，變成大陸文學在海外的一個分支，那樣華文文學的價值的意義其實可能會受到折損。”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則認為，“‘豐富的作家、豐富的文學’不是說作家口袋里的豐富，說的就是在文學的精神上，在為中國人提供的精神糧食上，華文作家提供了豐富性。”
陳思和
不少海外作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他們的思維結構和如今國內成長起來的作家有明顯差異，陳思和認為這也是海外華人作家的優勢所在，“我們今天在世界華文學領域當中有影響的作家，很多都是1980年代后出國的。這批海外作家的思想追求、人格錘煉，大多數都是在1980年代形成的。陳思和認為，海外華人作家在相對貧乏的生活環境之中，依然有強大的精神力支持，這是華文文學的獨特之處，“當我讀到他們的作品，深受震動，他們還在寫這樣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