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6月05日14:49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胡艷秋、郜元寶、黃德海
11月30日下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攜評論集《小說說小》做客第330期思南讀書會，與青年評論家黃德海一起，從小說的“細節”出發，探討小說中的人物性格,解說中國文學的發展。本書責編胡艷秋擔任主持。
從細節中讀懂人物
《小說說小》由衣食住行、人物場面、語言邏輯、視角結構、身體身份等細節切入，透視小說的文化背景、歷史脈絡、意匠經營與人情世故。從細節出發，力避架空議論，這也是郜元寶在長達三十多年評論生涯后的一次反思、嘗試與探索。
“我們經常用一種專業的學術語言討論文學，時間一長，當初生機勃勃的理論語言變得僵化。所以我想拋開學術論文，去寫一些針對作家和廣大讀者的有趣的東西。”人們讀完一篇小說后，大概知道故事情節，但往往會忘記那些細節，所以郜元寶稱自己為中國文學界某些精彩細節的 “奔走相告”者。
郜元寶
同樣作為評論家，黃德海談到自己在寫評論時也會想到書中提到的很多細節，但是這些問題極具爭議，為了避免陷入爭論的泥潭，自己某些隱形的心理負擔，自己的驕傲與謙虛，所以避而不談。
郜元寶表示自己不可能四兩撥千斤，用一個細節去說明小說所有的問題，“我只是想用這個細節來幫助大家形成更加完善的總體判斷。”比如在《白鹿原》中，白孝文“浪子回頭”，回鄉祭祖上墳那天中午吃的臊子面是他性格轉變的關鍵。家人做的臊子面讓他回憶起在家鄉度過的歲月，但是白孝文突然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根本不想回到過去。如書中所說，“恰如一只紅冠如血尾翎如幟的公雞發現了曾經哺育自己的那只蛋殼，卻再也無法重新蜷臥其中體驗那蛋殼里頭的全部美妙了。”
在世界的險惡中摸爬滾打之后，白孝文認為，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舍棄柔軟，變成一個殺伐決斷、冷面無情的人。他對妻子說：“誰走不出這原誰一輩子都沒出息。”什么叫走出白鹿原？就是摒棄父親白嘉軒堅守一生的做一個好人的價值標準。什么叫出息？就是在這個弱肉強食的險惡社會里立于不敗之地。”郜元寶認為公雞和雞蛋殼的細節是一個點睛之筆，有力地勾勒了白孝文人性的變化。
黃德海
黃德海談到，《小說說小》中討論了白嘉軒性格的諸多可疑和可議之處，呈現出小說文本中各種不同性格的變形。除此以外，書中還對于《圍城》中次要人物的細節進行討論，這些探討可以使讀者聯想到更多的問題，引發更豐富的思考與討論。
現代文學書面語的建立
細節乃小說的立身之本，能夠以小見大、見微知著。黃德海談到，談論小說細節容易引起爭議，難以說服對方，但是在討論中雙方的思路都會有所校正。《小說說小》從細節出發，同時每篇文章都貫穿著一部中國文學簡史，也貫穿著中西方小說的相互對照。
郜元寶在書中討論了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魯迅。郜元寶說：“魯迅那一代作家肩負著一個使命，就是要建設現代的公共書面語。”與胡適用方言寫作來進行文學革命的主張不同，魯迅努力地將紹興的方言盡量翻譯成通用語言。《阿Q正傳》中，阿Q調戲了吳媽以后，趙秀才追打他，還罵阿Q是“王八蛋”，作者特地說明，這“王八蛋”是“未莊的鄉下人從來不用，專是見過官府的闊人用的”。
胡艷秋
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我”在亭子間里晝伏夜出，女工陳二妹問他：“你天天在這里看得是什么書？”，陳二妹說的是“柔和的蘇州音”，小說敘述中譯成了普通的白話。錢鐘書的《圍城》作為一部“現代流浪漢體小說”幾乎覆蓋了中國南方所有的方言，但作者把小說主體性的語言鍛造成了文學性的國語。
郜元寶說：“從這些細節來看，中國現代南方作家對于現代文學書面語的貢獻非常大，因為他們沒有北方作家可以依仗自身方言的便利，他們不得不壓抑住自己的方言，然后尋求一種共同語的表達，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
小說中的衣食住行往往是和小說之外更大的文本進行一種對話
黃德海談到，《小說說小》不只關注了小說中衣食住行本身，更重要描述了文本產生的語境，就如同張愛玲的《更衣記》從服飾的變遷中讀出了時代的變化。小說中的衣食住行往往是和小說之外更大的文本進行一種對話。
現場讀者
汪曾祺小說《八千歲》中描寫了兩種不同的美食觀念。勤儉起家的米行老板八千歲喜歡吃最便宜的草爐餅，平時甚至舍不得喝酒，“客人照例要舉杯讓一讓，八千歲總是舉起碗來說：‘我飯陪，飯陪！’”而軍閥“八舅太爺”從早吃晚都要滿漢全席。八千歲忍不住跑去看，“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幾滴淚，他想：這是吃我哪！”郜元寶談到，兩類不同的美食觀念背后體現了小說的“小文本”和背后“大文本”之間的張力和對話。汪曾祺歌頌的勞動人民在粗茶淡飯中品味到的食物之美，是和日常生活以及溫馨的家庭糅合在一起的。
讀者提問
又比如，在張愛玲看來，“人是住在衣服里的”，可是代表作《傾城之戀》中自始至終也沒有出現主人公白流蘇和范柳原的穿著描寫。郜元寶猜測這可能和兩位主人公尷尬的身份有關。離婚多年的白流蘇與私生子范柳原兩人同病相憐又同病相克，彼此中意又不敢表露，于是彼此之間精致、巧妙又危險地相互試探。兩人的對話像 “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根本沒心思關心對方的衣著。當香港受到轟炸，世界崩塌，兩人最終確定雙方的愛意，整個過程中穿著也就不重要了。
所以，“作家不是順著社會的文化風氣去寫作。如果因為當下的流行而去寫美食、寫時裝，就會成為社會習俗的翻版，而不會成為文學創作。”郜元寶說。
嘉賓為讀者簽名
現場：李偉長
撰稿：法雨奇
改稿：陳 思
攝影：遲 惠
編輯：江心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