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2日11:27 來源：《文藝報》 作者：項靜 點擊: 次
以形式的特異在美國引人矚目的作家莉迪亞·戴維斯有一篇小說《獨特》，“然而，我們一直試圖找尋我們獨特的方式：不是這樣，不是那樣，那是怎么樣？”這是所有作家的疑問，那是怎么樣？有的作家把一直找尋作為不停歇的事業，有的作家可能會盲目地去坐實這個獨特性。
“小麻子”的劉灣鎮
與上海顯赫的都市形象和那些與之相得益彰的作家相比，薛舒更像勤勉的筑路工人，看起來并不那么扎眼，但無疑是最值得記憶的城市形象搭建者。薛舒是從上海浦東的小鎮成長起來的作家，一個地理上離我們在大眾媒體、口耳相傳、幻想與感知中的上海相差很遠，但這個地方是行政區域上的上海，也是人們切實生活中的上海，是談吐中的上海，是所有她的作品里反復出現的一個地名，即“劉灣鎮”的上海。在《殘鎮》的創作談中，薛舒說，我的鄉鄰們把自己腳下的土地叫“鄉下”；而黃浦江西邊的上海人，把我們這些東岸的人叫做“阿鄉”。薛舒的外婆教給她一首兒歌：小麻子，推車子，一推推到陸家嘴(“嘴”滬語念“子”)。她把這個推著車子去陸家嘴的小麻子想象成一個貨郎，做小生意的小麻子生活得艱辛，被浦東人用方言娓娓念叨流傳成了一個有著幽默樂觀的生活態度的可愛形象。薛舒在有限的文字之外想得更多的是，小麻子的忍辱負重、百折不撓，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種本土聲息。薛舒說，小麻子就是我故去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某個赤膊小兄弟。這是一個群體，他們有著一些發財的夢想，一些光宗耀祖的志向。他們有著浦東人吃苦耐勞、腳踏實地的質樸本性；他們萬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報；他們堅持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們艱苦得起，富貴得起，勤儉得起，奢侈得起。這是一種悠久而長遠腳踏實地的生活理念，也是一個城市浮華外表下的淺淡地表，所以薛舒的小說帶有一種責任的味道，帶有一種區別而自尊的情懷，所以她才會如此執著于自造一個“劉灣鎮”。
劉灣鎮有著她所有的童年和舊日時光的記憶，并且這些無論美好、沉醉、神秘或者傷痕的時日，如今都在現代化、城市化的線條時間的反觀中得到紙上重生的機會。在《哭歌》中，她為一種地域民俗傳統文化被遺忘而“哭歌”，在《唐裝》中關注制作唐裝的技藝式微，《摩天輪》里和諧的農業文明社會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開始變化，人情人心都變得躁動不安，那雙從摩天輪里望出去的眼睛，就像從沸騰的人聲中抬起的頭顱，看到了眾生的世相。薛舒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一個小鎮與一個大城市的對立、交互的觀照，而時間上都有一個突變或者轉折的累積，往往表現為一個青年的回鄉掃墓，像《唐裝》《問鬼》《小喬剃頭店》等。在這些表現劉灣鎮當代變遷的小說中，薛舒不是一個舊時光的懷戀者，不是一個時代的鼓手，也不是一個冷漠的講故事人，她非常坦誠地把自己的熱情、彷徨、迷惑、挑剔、責備、愛與責任都揮灑在小說中的人物身上，甚至不忌諱那些讓作品簡單化的傾向。
《唐裝》應該是比較有薛舒特色的小說，蘇伍帶著兩個年輕的兒子回故鄉掃墓，他們站在故鄉的田埂上，舉目四望，尋找父親的墳墓。蘇伍的父親蘇木喬是當地做國服最好的裁縫，最擅長的就是做對襟長衫、緞子旗袍和中裝馬褂，他將技術傳授給兒子蘇伍，蘇伍后來成為上海服裝廠的老技師。父子三人的掃墓之旅，卻以失敗告終，父親的墳墓在拆遷的土地中讓后輩們忘記了最初的位置。蘇伍讓兒子們回鄉繼續尋找，兒子卻借機謀劃如何開發這片土地。惟一知曉蘇木喬埋葬地點的林家阿婆指點迷津，無奈那里卻早已蓋上了樓房。不得已，為了安慰父親，兒子們偽造了一次遷墳的壯舉。子孫們終于達成心愿，祭奠了親人，也追溯了一遍家族的縫紉歷史。小說的最后，借著孫子輩們的眼睛，別有意味地點出，“新概念唐裝”正大行其道。現在看來，這是一篇看起來有點主題先行略顯簡單的小說，但小說的主要情節返鄉掃墓、阿婆指點迷津、開發土地等卻留下了足夠的印記，在稍后的《問鬼》里得到了擴展和深化。而裁縫、剃頭匠、鞋匠、給死人穿壽衣的、給人指點迷津的神婆等特別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活也慢慢伸展開來，像一堆刻意積攢的故事，試圖恢復成它們原來的樣子，又努力向這個小鎮索要一種更真實的生活。《唐裝》中祖父蘇木喬所擅長的做對襟長衫、緞子旗袍和中裝馬褂的方式，《鞭》中黃擁軍有的那一套舞動鞭子驅趕豬郎的技巧以及把一根祖傳的長鞭揮舞出螺旋、弧度或者圓圈、甩出陣陣鞭風撕裂空氣的場面，《陽光下的呼喊》里王光輝父親那樣靠縫補綴绱為生的鞋匠生活，都是些容易讓人出神的道具，有意無意地阻擋著對小鎮生活更清醒深入的認識，但這些屬于過去時代的道具卻定格了一種記憶，醒目地駐扎在現在的對面，成為一種寄情的方式。
“萬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報。他們堅持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薛舒說過的這一句話大概可以看做是《問鬼》這部小說的主旨，這種人生哲學打通鬼與人兩界。小說起源于喬凡谷老家叔叔的去世，這個帶著點鬼氣的夢中通告，連接起了喬凡谷的身世和母親楊淑英知青下鄉、返程的歷史。這個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唐裝》的續寫，在失去聯絡20多年的老家，“我”獲得了屬于自己的房子；在造城運動之下，“我”的鄉下身份從一個小司機搖身一變成了項目分部主管；單身多年，終于又愛上了一個女人——鄉村的神秘女人，不管這個女人是否愛我，是否適合讓我去愛，我終究愛了。“我”的突然回家讓已經占據房產的堂妹夫疑心重重；房地產公司的老板因為需要一個男孩，與妻子、代孕女之間展開了血的殺伐，城市與鄉村、欲望與愛的矛盾等等，都需要問鬼，這是人世的原則無法企及的一個世界，借著這個鬼魅的視角，展示了一個人鬼不分的世界。作家在小說中總是發出各種疑問，這世上真的有鬼嗎？鬼是什么？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是人類的另一種存在形式？是肉體的精神狀態？是虛無？是臆想？是夢幻？是人類寄托愛和恨的某種情感表達？是永生的靈魂？……在現實主義的原則中，我們很少有這種超自然的表達，這是一種非常有意味的故事方式，也是一個給想象的世界重新注入活力的機遇，不過，這個故事因為作家本身太過明晰的理性，以及種種顯而易見的追問，沒有讓故事像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那樣長久地自然地沉浸在鬼的世界里，也失去了一個自成風格的機會。
個人記憶與現代人的精神窘境
每一個成長型的作家，都不會輕易丟棄落在路上的珍珠，他們不斷撿拾，擦亮，重新出發，薛舒正是這種類型的作家。《遠去的人》是一篇非虛構作品，但里面的小鎮與都市、父輩的歷史與現實的交叉等等，又有哪一點不是之前小說的遺落？
《遠去的人》是薛舒最近寫作的一部長篇非虛構作品，關于這部作品的寫作緣起，薛舒說：“5年前，我為父親寫過一個長篇小說《我青春的父親》，以他為原型的男主角生存得有活力而始終努力，5年后的今天，他卻在我的另一個長篇里以阿爾茲海默癥患者的身份漸漸遠去。他沒有讀過《我青春的父親》，因為虛構，我不敢讓他讀。如今，他當然不再有能力讀《遠去的人》，然而倘若他能讀，我亦是不敢給他讀的，因為并非虛構。”這部作品真實地記錄了父親從有意識到緩慢失去意識的過程，從個人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撕裂記憶、絕望啃噬又還原煎熬的過程。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是一個父女、夫妻恢復到最單純關系的生活記憶，疾病把親人之間的關系鎖在最小的范圍內，人性之殘酷與無奈開始裸露，薛舒在這里開掘出了一個作家對自己和他人致為深刻的剖析。除此之外，《遠去的人》還把阿爾茲海默癥患者這種病人形象，把精神健康中心的其他病人，把老齡社會的各種情感問題都赫然地推到我們面前，固然阿爾茲海默癥患者之于個人是一種偶然，但 “遠去的人”始終是一個永恒的生存話題，《遠去的人》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勇敢、絕望又充滿責任感的作家薛舒，也區別了那些虛構小說中透露出來的薛舒個人的形象。
薛舒還有一部分小說屬于心理小說的范疇，與小鎮系列相比，這些小說似乎推開了現實的一切冗贅，獲得了想象的自由和內心隱秘的釋放。《那時花香》里的姚所長救了遭丈夫和公婆虐待而要跳河的孫美娣，因為妻子對他冷淡而將與救孫美娣時的肌膚接觸無限夸大，漸漸成為一種精神依賴，并期待著孫美娣再次跳河，以便滿足自己的心理期待。《第三者》里，一個偶然在超市認識的女人，絮絮叨叨地跟她講自己家庭的第三者故事，她又把這些事情原封不動地轉述給自己的丈夫，直到丈夫離開自己，她第一個想到的，居然是去問問那個女人該怎么辦？這兩篇小說都有一個類似的情感結構，一種對他人的病態般的依戀，這是薛舒所感受和傳達的現代人精神的窘境。這也是一種比較自由而少牽絆的寫作方式，從這兩篇小說可以看到薛舒嫻熟的筆法與舒展的姿態以及作家更完整的生活、思想、情感世界。
我們得認識到，“上海”這個前綴在文學場域中是名聲顯赫、語意豐瞻、層級多樣的詞匯，背負拖曳很長的歷史尾巴和文化蹄跡。太輕易地找到文學上的故鄉，難逃忍耐不了安全、踏實和捷徑誘惑的嫌疑，但不經內心淘洗錘煉之苦的自在的文學故鄉，很多時候都是誤解和簡單化。從小鎮生活、小鎮與都市的二元結構、都市心態這些偏向分母、公約數的主題到達單純分子的路程還有一段距離。
美國南方作家奧康納在致好友安德魯·萊特爾的一封信中說：“就我的思想方法來說，惟一使我避免成為一個地區性作家的辦法是當個天主教徒，而惟一使我避免成為一個天主教(狹義的)作家的辦法是當個南方人。”毫無疑問，奧康納的作品有著豐富的南方色彩和天主教原罪說的意識，但她的清醒之處就在于絕不以天主教和南方作家自居，作品中絕少對南方往昔的懷戀和彰明較著地宣揚天主教教義。波德萊爾說，我們的靈魂是三桅船，對于薛舒這樣以鮮明地域特色開始寫作的作家來說，奧康納是一位不錯的示范，希望薛舒能找到不同的互相砥礪的思想資源，在它們的平衡與交錯中誠摯地寫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