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09:51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新雅一道叫“白玉藏珍”的名菜，價格4塊8角；上海棉織品“天鵝”牌背心，純棉，支數越高，棉織精度越高；弄堂里，隨處可聞“三五”牌臺鐘敲鐘的聲音，帶有客堂氣息……這些逐漸在我們生活里淡出的事物，在作家程小瑩看來格外珍貴。在我們中的大多數忙于追逐當下時，他的書寫就像香料鋪的伙計那樣不緊不慢，每打開一個小甕，就飄出某種特定的香味，有的清雅，有的濃烈，卻都經歷了時光的緩緩發酵而愈發醇美。
1 青春 都在紡織廠度過
1973年從中學畢業后，和許多同齡人一樣，程小瑩被分配進入紡織廠技校學習。沒有選擇，但似乎最合乎情理--既為家里減輕負擔，又能保證一份穩定工作，如果以后有更好去處則最好，沒有的話也無妨，紡織廠開著，就不怕沒工作，吃這碗飯，長遠、篤定。“我的青春都是在紡織廠度過的。”程小瑩的這句話，許多如今步入中年的上海人都曾經說過，既非浮夸，也無煽情。從十幾歲到近三十歲，的確是青春最好的年華，“當時還處在火熱、變革的年代，那種處于青春期后期的情緒，其實與現在商品經濟下的青春價值觀本質上有著相同之處，只是時代改變了其外在表現。”
在紡織廠工作期間，一直熱愛文學的程小瑩就開始在工作間隙陸陸續續寫一些長長短短的篇章，把周圍所經歷的一切變幻成他小說中個性迥異的人物形象，并嘗試著參加一些征文活動。無論工作有多繁重、瑣碎，寫作始終是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1984年，在一次征文活動中，他書寫紡織廠女工生活的《姑娘們，走在楊樹浦路上》脫穎而出并摘取了桂冠。上棉十二廠的職工程小瑩，從此多了一個作家的身份。這部作品所講述的，就是紡織廠里青年女工度過的青春歲月--青春是柔軟、朦朧、懵懂的，工廠生活卻是規則、重復、嚴謹的，兩相碰撞之下，有序與無序、刻板與逾矩、守舊與新潮，因為有著喜歡變化的年輕人，一切變得格外有意思。“現在講工人階級，都是一副穿著工裝、拿著工具的印象，但那時候的紡織廠，不上班的時間，紡織女工都是最趕時髦的。”程小瑩回憶。燙卷發、戴墨鏡、喇叭褲、蝙蝠衫，當年的許多流行裝扮多是從紡織廠開始，也在紡織女工身上得到了最快、最豐富的體現。“當年紡織女工的地位跟現在女白領差不多，可能還要高一些--五一勞動獎章、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勞模中許多都是紡織女工所得，這一群體在那個時代，似乎就是朝氣蓬勃的典型代表。”
作為上海曾經的第一支柱產業，紡織業不僅擁有幾十萬工人群體，更在無形中塑造了上海這座城市的某些氣質--晨曦中有人匆匆去趕廠車上班，有人則結束了一夜疲憊的工作回家，攜著圍兜，夾著帽子，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他們所屬于的行業。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他們的人生與工廠密不可分，并隨之形成了一種規律，歲月就這樣悄悄流淌，工齡一年年增長，人慢慢老去。工廠的人生就是這樣穩定和漫長，在瑣碎的點滴中慢慢滑向終點。“許多我認識的女工突然笑瞇瞇地來發喜糖，才知道她們結婚了。后來看著她們挺著大肚子來上班，然后消失了一陣回去生孩子，過段時間又帶著孩子來，把孩子托在廠里的托兒所以后到車間上班，孩子慢慢長大，不再來廠里，而去學校讀書……一切似乎都按照程序在走。這也是許多女工一輩子心平氣和、甘愿這樣默默工作的原因。但現在想想，這是件很悲情的事。”一成不變的環境里，程小瑩目睹時間在這些女工身上留下的痕跡，他自己也在改變，離開工廠，進入作協，以作家的身份開啟了一段新人生，而唯一恒定的似乎只有這座整年轟鳴不停的工廠。
2 12年 工廠感悟匯成《女紅》
然而女工們看似穩固的人生，卻在上世紀90年代初產業更迭的大背景中分崩離析。產業結構調整——短短六個字，背后是幾十萬工廠職工下崗、轉職、再就業過程中的艱難曲折和滿腹辛酸。“歷史似有輪回。一百多年前，機器工業在上海出現，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雛形。又到了一個歷史大背景之下，對一個城市行業來說，是一個調整，并且就此消失。對城市生活來說，是城市能級提升。對個體而言，那就是故事。”雖然已經不在工廠工作，但多年以來，程小瑩一直關注著紡織工人這一群體，在寫作中陸續呈現著他們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改變的生活狀態，并在時隔近30年之后，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女紅》。
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現場：充斥著隆隆噪聲的車間，細聽之下又有節奏韻律；隨時看護著紡紗錠子的女工，神情專注，時不時與旁人調笑兩句；穿梭在工廠各個角落的機修工，看似怎么也不牢靠，卻總在關鍵時刻派用處。在程小瑩心里，工人就是獨立的個體，工業題材的寫作不能僅僅停留在只見產業，不見個人，或只見典型，不見尋常的程式化寫作上，只有在對一個個人物的細致描摹中，屬于一個行業的興衰起落才能豐滿、真實。在對種種人生的描摹中，酸甜苦辣縱橫交錯，唯一共有的，就是他們曾經的那段青春歲月。這種對于個體、對于尋常生活的關懷，也使得作品在工業化的“硬背景”下卻依然柔軟、溫情。對于程小瑩來說，工廠有時候是一只大火鍋：“它不斷在消耗能源，加熱；人是鮮活的——男人像葷菜，女人像素菜，葷素搭配著進入鍋里，男女調和著形成各種各樣的糾結，像上海菜里的百葉結……工廠就是這樣，攪合著各種形狀的結頭，做各種各樣的產物，湯湯水水，和著高溫，粉塵、棉絮，是料作和雜碎。”有時又像巨型軟體動物：“紡織廠仿佛是墜到這塊堅實地面的一個巨大雌性活體。周邊的空氣，被她的體溫加熱，還有氣味、粉塵，一些排泄物——廢水、棉絮、工業垃圾……伴隨著每一次的呼吸，工廠吸入新鮮空氣，吐出渾濁；吸入陽光，吐出黑暗。”他對于12年工廠歲月的感悟在《女紅》里形成了一種復雜情感，交雜著一名名紡織工人的家長里短、生活細節，完成了對于特定時代和一代紡織工人特殊處境的追憶。在同樣書寫上海的作家金宇澄眼里，程小瑩的敘事“不進入已固定的上海趣味，只表露另一副生存肌理與城市面孔，使讀者難忘。”
3 用筆見證 “下崗工人”群體
有人說，《女紅》是依靠細節支撐起來的，它沒有曲折人生，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甚至在表現工廠關停、工人親手“砸錠”明志的壯烈場景時，也并未過多渲染，而是一種日常化的寫法，仿佛平日里出門買個菜那樣簡單。并非不想寫，只是在程小瑩看來，寫作的節制有時候比掄圓了用力更符合他的性格——“我很少會考慮大起大落的情節，普通的人生都是尋常的，沒有什么生離死別。把日常生活表現好，才是城市生活、上海生活的精髓。現在描述上海，總喜歡寫外灘、寫淮海路，其實大多數城市生活并不在這里，而在人們生活、工作的現場。真正代表上海的是絕大多數底層生活的人生，這是我要寫的東西。”對他而言，那種對于城市生活平面化、言情化的誤判是無法容忍的，真實的生活總是在日常瑣碎甚至齷齪處才能顯山露水。為了寫作，程小瑩查閱了各種資料，并數次走訪上海紡織博物館。在一張上海地圖上，紡織廠以及和它配套的印染廠、毛料廠等在上海市的地圖上星羅棋布，遍布了這座城市幾乎每一個角落，令曾經身處這個行業的他也訝異不已。而隨著其中大多數工廠的逐漸關停，“下崗工人”成為了新聞和人們口中曾經幾乎每天都會出現的字眼。這個稱謂代表了產業變革中最具犧牲精神的社會群體，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很快另謀出路，卻也有一部分人始終在尋覓適合自己的位置，但這一切都在時間的流淌中漸漸湮滅。“他們中的大多數即將退休，他們的身份則被‘退休工人’所替代。所以當這一批人全部退休以后，再也沒有‘下崗工人’這一身份了，只有歷史記錄里有，資料里有。我們所知道的是，社會安然度過了轉型期，經過那個年代的波瀾壯闊后，他們都慢慢老去。但老去不等于被忘記，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付出的一切，我希望用筆來見證。”
直到如今，程小瑩有時還會去以前工作的工廠附近走走。雖然早已物是人非，建筑也已經大不一樣，再也聽不到紡織車間徹夜不停的巨大轟鳴，看不到工廠門口疲倦或雀躍地進進出出的年輕工人，但他仍能從一些細節里感受到當年的氣氛——“走在路上，擦肩而過的中年人，有的眉眼間格外眼熟，也許當年曾跟我在一個工廠；又看到有老人在家門口洗菜，穿戴著的圍兜上赫然印著我們廠的廠名：上棉十二廠。心里頓時涌起一陣暖意：雖然什么都不在了，但他們還在。”